附录一
闺秀派呐喊了(刘金田)
——《象牙塔外是什么》读后

从李敖批评了《窗外》以后,文坛的闺秀派不嘻嘻了,不露酒窝了!因为李敖抓到了“痒处”,搔到了“不应该搔”的地方。于是有人说:“李敖好坏哟!”《象牙塔外是什么》就是典型的例子。
女人有些地方很可爱;但女人有的时候会装“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可怜相。她们需要“同情”,需要“谅解”,甚至于需要“抚慰”。可是李敖却偏偏不这样,当李敖探索《窗外》时,是粗里粗气的,毛手毛脚的。他说:“琼瑶除了有着一双——我只摸到——皮肤很好的手外……”这种唐伯虎点秋香“不懂”“三笑”的段法,是那些在“面子”上不愿“玉指迎春风”的闺秀派所不能容忍的。于是闺秀派之一的蒋姜在《文星》呐喊了:
我没有办法不说它是使人失望的,因为(请读者特别注意“失望”下面的“因为”,明眼人不难看出因为什么的。)从他的文字里,我看不出一点真诚,我也没有读到同情与谅解:他有的只是一种嘲谑的狡猾,和一种让人汗毛竖立的自我炫耀,为此他根本不够资格批评,如同他对《窗外》没法忍耐一样,我也忍耐不住,也不得不说。
这不是很明显的她们要“真诚”“同情”与“谅解”吗?这种可怜兮兮又带点“雌威”的娘娘腔;这种“不得不说”被挤出来的呐喊,真有些煽动性的“虽爱犹怜”。
显然的,今天的闺秀派已在文坛竖起她们的“芽芽爱情”,种下了她们的“花花草草”,歌着她们的“秋月夕阳”,在象牙塔里欢饮别人送给她们的“才情出类”的葡萄酒。在这里,我要请几位闺秀派的代表出台亮亮相:
首席代表:琼瑶。
代表:蒋芸、喻丽清、季季。
我把季季请出来感到非常抱歉,我记得我曾花六块钱的车费专程到《微信新闻报》社去花三块六毛钱买她的《来自荒冢的脚步》。我所以颁给她“季军”的代表,是因为她的行动是反“闺秀”的,而她的作品却在闺秀派的路上兜圈子,就想手里抓着“四五条”、来了张“七条”,打了没有五六七的“姐妹花”,不打怕“合不倒”的犹豫心理。
至于蒋芸和喻丽清呢?被“巍巍中华”“堂堂大国”的中华民国文坛捧为最有前途的散文家。然而,她们的作品给了群众些什么呢?除了给贾宝玉型的男人增添了一些美丽的“葬花辞”以外;给林黛玉型的女人绣了几个“绣荷包”以外!在战争边缘的台湾,实在挤不出“头一胎”又浓又醇的奶水,连又清又淡喂“满仔”的奶水都挤不出来。
令人迷惑的是:那些高喊“战斗”口号的人,那些搞“反共”艺术的制片家,却一股脑儿的把闺秀派的作品拍成电影。这种电影,除了给那些希望“长生不老”的老头儿带来一点“返老还童”的“幻觉”以外,给那些“情窦初开”的女学生制造一些“芽芽爱情”以外,对我们这个需要改革、需要战斗、需要现代化的社会毫无帮助。
令我更迷惑的是,那些搞战斗文艺吃饭的老评家,只会盲目地跟着推“炮”的谢冰莹开“卒”过河向空军军眷郭良蕙进剿。面对这股闺秀派的暗流,面对这些削弱战斗精神的作品,面对这些“待字闺中”的文字美人,却装聋做哑,不肯挺身出来点正义之火,扑文坛的花蝴蝶。而让眼前那一流卫道者把《窗外》捧上摩天楼,让“不够资格批评”的李敖打了“明是非”的头阵,丢了一颗使闺秀派“心碎”的手榴弹,这是何等滑稽的事啊!
在整个文艺批评领域中,李敖的牛刀小试未必很正确,但他至少是试了一下,大胆地对闺秀派“将”了一“军”,这种大胆是值得赞扬的。这种大胆使闺秀派的预备队在惊慌中伸手“上相”,在惊慌中提笔写下:“何等的无知!何等的疯狂!何等的愚昧!”但有一点是清楚不过的,那就是闺秀派和泛道德主义的大小姐和二小姐,早已在瑞滨海水游泳场要留孩子大胆地教她们游泳了!这种欲脱怕光的水上嬉戏,要比唐玄宗和杨贵妃进步一百倍,不是李白那句“春风拂栏玉华浓”所可以形容的,不是泛道德主义者的笔所能“断流”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用不着思考,用不着放在照妖镜下面去照,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所谓“错误”“痛苦”“代价”背后所隐藏着的传统思想的余渣,以及林黛玉型的落在金盘里都不发出声音的眼泪。作为一个时代儿女,一个在青春的激流里寻找生命真谛的人,如果不跳出痛苦的圈子,不付出一点聪明人认为傻瓜的代价,在人生的途程上将永远夺不到锦标!永远拿不到金牌!
更可笑的是,这位年轻有前途的散文家,这位对李敖“倒了胃口”的新青年,竟在“象牙塔外”的走廊下扮演起红楼梦的“贾母”来,她要李敖看第八艺术的“浪子回家”“浪子出走”,她要李敖“后悔”“改过”。她把训导主任要学生写“悔过书”那种一个毛园一个坑的公式往李敖头上套。我老实不客气的说:李敖不是“大观园”那一群,不是“荣国府”那一伙,他是无家(孔夫子做过司寇)可归的流浪汉,没有园子可观的水手,他要解传统的缆绳,他要起思想的锚,他要勇敢的向前航行!“大观园”的人看李敖是粗鄙的、疯狂的。而李敖看闺秀派的作品是“满纸荒唐言,一把伤心泪”,这是必然的现象。因而,盘旋在蒋芸脑子里那点“不成熟”的具有“统治性”的“母爱”也就成了多余!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闺秀派笔下的女主角面临“亲情”与“爱情”抉择的时候,她们虽然屈服在“亲情”的压力下,但她们的基本思想却是“叛母爱”的,这种在思想上叛而行动上叛不了的情形,在《窗外》表现得非常真切和露骨(这点是李敖评《窗外》所忽略的)。这种叛母爱思想的酝酿,这种在思想上肯定的否定,完全是由于传统的压力加诺于她们的,她们没有理由相信母亲永远是对的!“哺乳之恩”和“情爱”根本不来自一条河,想把“母爱”和“情爱”回合是绝对落伍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澄清这种观点的时候也就是觉醒的时候,也就是“自己服从自己思想”的时候!由于琼瑶的笔使江雁容在秋风秋雨里苟延生命,但还有成千上万的江雁容继续在反抗,继续在努力,她们必然会冲出“母爱”的铁丝网,会跃出“孝顺”的烟幕而看到光明,会擦干眼泪步上胜利的坦途!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几度夕阳红》给李敖的《没有窗,哪有<窗外>?》作了穿针引线的注脚。
“你走了,我就天天坐在窗子前面,天天时时刻刻,等你回来。”(三一七页)
这不该是巧合吧?这种王宝钏式的“等待”思想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多少女孩子死心塌地等她们的“留学郎”,等呀等的,等到最后还是“望穿秋(海)水不见伊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证明闺秀派跳不出传统的死角!
在不久以前,报纸上有这样的花边新闻:“台北市议长敲木槌,议员敲桌子。”今天蒋芸站在“象牙塔外”,站在《窗外》之外,自以为握住了“神圣的木槌”,对“多言善辩”的李敖敲它几下。事实上蒋芸敲的不是木槌,而是桌子。蒋芸想在“文坛”握把柄“神圣的木槌”,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
做为一个闺秀派的代言人,作为一个泛道德主义者的前卫,作为一个捍卫“亲情”的尖兵,这种敲桌子式的呐喊,不仅护不了闺秀派思想的航,不仅缝不拢目前台湾“道德裂痕”的创口,不仅扶不起脚杆子软的亲情,连“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的齿轮都扣不上。充其量也不过对李敖说:“你这个坏东西,拧得人家好痛哦!”
一九六五、十、六 于碧潭
(《文星》第九十七期,五使=十四年十一月一日)

附录二
从《窗外》到《象牙塔外》(张润各)
——读李敖、蒋芸二位先生大作有感
李敖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琼瑶女士的小说《窗外》,登在第九十三号《文星》上。蒋芸先生看了不顺眼,又在《文星》第九十六号上,把李敖先生呵斥了一顿。
对于十几年来在台湾文坛的作品,我只在一干“卫道者”的“义务宣传”之下,看过小半本郭良蕙女士所写的《心锁》。郭女士为了这本书,丢了写作协会的会籍,正人君子群起而攻之,骂她“下流”、“无耻”。我不信邪,偏要看看它,“败坏名声”到什么程度。于是,忍痛花了八元新币在台中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原来论露骨它不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论含蓄不及陈定山先生的《五十年代》(我是在《中央日报》的连载栏里,游目所及,正好看到华子鱼和还珠灯花一熄,使已玉种蓝田的那一段。)格调低下,文字粗俗,以言文艺,少说点,起码还差孙猴子一个筋斗云那样远的距离。我看未及半(另外一大半实在没有兴趣再看下去了,只好自认倒霉,把它填了字纸篓),似乎已能意会那郭女士写这书的心里,即一方面她想迎合一般读者的“低级趣味”,以她的“大牌”来写这样一本书,未必能刺激读者的胃口,造成畅销,狠狠地捞上一票;另一方面,她又没有力量真正冲破“礼教”的堤防,不敢离谱得太远,怕遭受传统的鞭挞而致无所容身。像这样粗制滥造,藏头露尾的玩意儿,原不值得多加理睬,让它自生自灭好了。偏有一些“完人”、“圣(读如剩)人”,和贤(读如保)人硬要去揭发它,贬斥它,以致像我这样本来不想看的人,也正在好奇心的冲动,给抓了一次大头,真是冤哉!闲话表过,言归正传。
我没有看过《窗外》,不敢说李敖先生批评的对或不对。但李敖先生大文中若干新的观念,我愿意表示附条件的赞成。
像《孔雀东南飞》那样的悲剧,不知在我国社会上演了几百千万回,给地狱平添了几百千万的冤魂。而那些悲剧的导演者,法律没有制裁她们的条文,舆论且擎着“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大众为她们撑腰。做父母的,可以在害死人不赔命的特权庇护下,竟无一点忏悔的意思。
像江雁容的妈妈那种老婆子,我们再试一闭目沉思,便不难想象得出她那一副臃肿愚蠢,左手插腰,右手倒握鸡毛杆子,怒眉嗔目,口沫横飞的母夜叉嘴脸。她,行为乖谬,思想顽固,发髻上插着一面“家主婆”的杏黄旗,企图以“暴君”的姿态,威临一切。子女在她的面前,不是以独立的人格者而存在,而是以“金丝雀”的身份或经济的利益而存在。自由受不到她的尊重,就因为她的脑子里压根儿没有自由这类概念。子女没有发言的权利,就因为她根本不给别人发言的地位。子女的爱(异性)与被(异性)爱,都要经过她的授权与审查,而她这道铁栅栏,往往就是鬼门关。就琼瑶书中的故事来说,康南、江雁容和江雁容的丈夫还算是幸运的,至少还都保住了一口气。不然的话,万一康南被她“嫩”死了,江雁容被她“爱”死了,江雁容的丈夫被她“宠”死了,她的损失是什么呢?两行眼泪,一把鼻涕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再往深一层研究,她凭什么敢于这般专横?江雁容凭什么要“撕碎我的心,来做你孝顺的女儿”?一言以蔽之:传统!罪恶的传统!“子甚宜其妇,父母不悦出”。在非父母之命不得为婚的传统支配下,儿子是替父亲讨老婆,女儿是替母亲嫁丈夫,当事人不过行礼入仪而已。所以我说这个滥传统就是她们生杀予夺的权源,它想一方硕大无朋的化石,强硬、冷酷地压在每一个历史儿女的头上,寒光四射,鬼气森森,使你不敢怀疑,不敢抗议,不敢逾越。被压的人,只能简围以死、畏缩以求自全,看不到天日,看不到外面广大的世界。江雁容的妈妈,就是在这个传统的包庇之下,才敢横行霸道,一手造成了三个人的悲剧。而江雁容,与其说是撕碎她的心,做这个老婆子的孝顺女儿,毋宁说自认无力反抗传统的迫害,不得不扯起白旗,走向传统的祭坛。
虽然,我们不敢说传统一律不好,但传统中的不好部分是人性的枷锁。如果我们没有勇气扎碎这一副枷锁,那我们大家的独立自主性都大成问题。老一辈的人,传统是他们的宗教,中毒已深。而他们许多既得利益,也须借重传统的支持。在这种情形之下,要他们重新检讨传统带给民族的不幸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存在奢望。所幸他们去日无多,就让他们去殉葬吧!只要我们较为年轻的一代,能保持澄明的神志和独立特行的风格,不受他们的感染,则传统是不难被摧陷,被修正的。话说回来,江雁容的妈妈,既然充当了传统的刽子手,活生生地腰斩了三个人的幸福,像这样罪大恶极的愚行,还有什么可以原谅的。然而,蒋芸先生却写道:父母基于爱而加以管束,因而引发的行为,无论如何是无可厚非的。又说:“没有一个父母不喜欢自己的儿女过的很好。”蒋先生这个论点,太泛了,显然还是中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一谬误前提的毒。我且提出四点来向蒋先生请教。
一,“管束”,是对不正当的行为而言。想江雁容那样一个十八、九岁的大闺女,各方面都已达于成熟,已经具备了被人爱和爱人的充足条件,她精神上需要异性的爱情,乃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她之爱上康南,只要别人不把她当“摇钱树”、去钓“金王八”,她便绝未妨害任何人的利益,也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用得着什么管束?
二,生活过得好与不好,完全要靠事实来证明,不是旁人的主观可以强加设定的。江雁容的母亲。硬要逼着她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一开始就是不幸的,故后来的不欢而散,痛苦下场,都是顺理成章的事。请问:“这个责任应当由谁来负责?”
三,前些时各报纸刊载着一个姓李的父亲,为了要另巨额保险金,连杀二子的兽行。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种人,连一只狐狸都不如。请问似此野蛮而无人性之行为,能用得上“没有一个父母不喜欢自己的儿女过得很好”这一逻辑否?
四,台湾的养女制度颇为盛行。绝大多数的父母都不怀好意的。多少可怜弱女子正辗转呻吟于他们的养父母的淫威之下。我们幸免于难的人,正应该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口诛笔伐,做她们的声援,期能减轻其所遭受的虐待至最低限度。蒋先生!您可曾设想过,您这样毫无保留地替她们辩护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怕:“我深深的相信,您这种观念,无异于给那些蛮不讲理的父母们制造定影液,她们也要闻蒋芸之言以自壮,奔向蒋芸所指示的道路,沾沾自喜的嚷着:我们的专横霸道,又多一层理论基础了。”果尔,您想:“将有多少人将投身于一间更大的暗室里,在那里仍被围困,那里也没有窗,没有空气,只看见一片黑黝黝的大海,看不到边际,这岂不是一件更糟糕的事?”
儒家学说,过分夸大了父母给予子女的恩义,写假形成一种泛孝主义的文化。在这一文化笼罩之下,子女都成了父母的债务人,而且永远偿还不清。在这一文化笼罩之下,“埋儿奉母”列入了“二十四孝图”(现在本省民间还看得到这张图)之一。现在李敖先生拾古人(王充、孔融等)牙慧,站出来主张“父母于子无恩论”,蒋芸先生不赞成。
要说父母于子全无恩义固然未必,但这种恩义无神秘的意义。它,一如母老虎之待雏虎,老母鸡之待雏鸡,都是基于一种单纯保重的生物学上的传统保种本能。子女羽翼既成,父母便算尽到了保育的责任,从此把手放开,让他们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开创自己的天地,让他们去“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子女所当报答于父母的,顶多亦只限于这个生物学的范围,养生送死而已矣。独立自主的人格,不应作为祭坛上的牺牲。
琼瑶书中有“感情并没有越轨”一句话,李敖先生在说了这是一句大有问题的话,也是完全不通的话之后,连问:“什么叫‘轨'?什么是‘轨'?”这两个问题我可以试做一条答案如下:“这个轨,是周公设计,孔、孟奠基,列代诸假道学家所用酸豆腐所筑成,而由国家的法曹,皇室的‘御林军',御用的文人所守护。这班人,遂造成一个几年来独占、垄断之局。而考试制度,便是这两种利益之间的一条栈道,非孔、孟之徒不得由。”
“这个轨,一方面统治者用它来控制人心,锁压社会,从而巩固他们既得的利益;另一方面,孔、孟之徒则用它来排斥邪魔外道,建立学术、思想上‘惟我独尊'的偶像。”就这样,大家都做了“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忠臣”、“孝子”。就这样,我们这个社会,是循着这一条环型的轨道,在那里兜了二千多年的圈子,而永远走不出迷宫的。有些西方学者说:“东方文化,是一静止的文化。”孔、孟之徒对此不能也不敢置一词。为什么?一、事实俱在,不容否认。二、他人对内虽然顽固,对外却太脆弱。他们是外强中干。
老实说,如果我们真想挺起胸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如果我们真想把国家推向进步、繁荣与强大,我们就非拆掉这一古老的轨道,铺设真正合乎民主与科学并能与一切外来文化互相交通的轨道不可。
要铺设这样一条新的轨道,必须先扫清传统的乌烟瘴气!
(五四、十、七)
(《文星》第九十七期,五十四年十一月一日。)

附录三
走出“象牙塔外”(吴建)
——给蒋芸的一封信
蒋芸小姐:
“吴建”这个名字对你尚不至全然陌生吧!四年多前,当我们还在新竹读中学的那段时间,我们会替救国团合编过一份文艺刊物。在那个时候,我便敬慕过你的文才,高中毕业后我读了工,你读了文,在许多报章杂志上我曾先后见到你许多文章发表;从幼稚渐趋成熟,从贫乏渐趋深刻。由此,我知道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努力着,进步着。虽然多年不见,但我一直在为你庆贺,为你祝福,总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你更大的成就。这次在《文星》杂志第九十六期上见到你的大作《象牙塔外是什么?》之后,内心有许多感想,基于一种信念——对真理的信念,而非对个人的爱憎,我感到我有义务对这一个问题及你所谈及的李敖,发表一点我的看发。
对于李敖本人我是素昧平生,除了在《文星》业刊、他的一些著作上看到过几张摆着不同姿势,洒脱英俊(上下古今谈《陈某某这路》中李敖自赞之辞,并非我捧他)的李敖肖像外,我对于这位浪子、徐复观笔下的小疯狗简直就搭不上一点关系。而且我也并不希望与这位“文章如滚水,浪花淘尽英雄”人人敬鬼而远之的狂客攀上交情。因为这位你笔下“反映着一种世纪末的疯狂”的疯人,如果再不收拾他那副装疯作癫的嘴脸,迟早一定会应验圣经上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的定律而葬身于“文化论战的丹火”之中:不用你对我讨伐,也自有高人如胡秋原、徐复观之流会用尽各种办法将之驯服、斩首示众,以快天下人心。跟他扯上了关系,万一落个同谋犯之嫌,岂非大大不合算?因此,我也早就像大多数青年一般,抱定隔岸观火的决心,准备看他一个人寂寞的独白到底了。
实在说李敖是没有资格来鉴监赏、批判自由中国作家们的作品的。凭他这个台大历史系科班出身的考证脑筋,压根就看不懂也写不出像于梨华的《扬子江头几多愁》,琼瑶的《菟丝花》和你的《两片云》般脱尘绝俗、虚无飘渺的作品。如果他要写,充其量也只能写些《扬子江头几多人淹死?》、《菟丝有花没有?》(据我的生物学常识,菟丝是无花植物。)、《两种文化的取舍?》等酸臭文章。花呀!云呀!愁呀!等远离现实人生的美丽意境,在这个被哲学、语意学、逻辑学折磨坏了的李敖是感受不到的。偏偏他在搅他的“文化太保”勾当搅得昏头胀脑,魂不守舍之余,又要以“行家”姿态出现来指点你们这些大作家走出窗外,真可说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孔夫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李敖在与老年人争棒子未得逞时又来和你们作家做对,激怒了这么多人,看样子他是难逃过“自作孽,不可活”的命运了。
李敖除了本身不具有灵性不懂得欣赏也写不出像你们砌满辞藻的内容丰富曲折的作品外,他自己的文字也堪称拙劣,拙劣到和民初鲁迅一样粗俗、尖刻。奇怪的是他居然能以他卑鄙的“嬉笑怒骂”的文字而“暴得大名”,并且“拥有了许多的读者”,又赢得了“那些人的拍掌叫好声”。而这些拍掌叫好声显然又比你这些名作家们得到的要多而响亮,真是气人不过。据我读遍李敖著作,分析这恶人所以得势的原因,综合几点提供你作为下一次攻击他时的参考。“知己详彼,百战百胜”,这对你一定会有许多帮助:
海明威本年八月十六日在中副有一篇转译文章《给青年的忠告》。其中“论写作的艺术”中有几项,正是李敖最谙熟的:
(一)一优秀的作家必须具备一个条件——文字简练,别具风格。只有少数的大作家对于语文的应用能指挥自如,超人一等。
(二)一个优秀的作家,对于自己的想法,必须有永不衰退的信心。
(三)最好的书籍是单纯的,想说什么就说出来。
也许这些便是你想知道的象牙塔外的李敖是靠什么起家的答案:他依靠具有特殊风格的“不庄重、不道德、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字,也依靠经验——基于他曾被女人遗弃过的悲惨经验,基于他“喜欢看女人,有时候不止于看”的做爱经验,他依靠信心——基于新思想、新知识、对中西文价值的深刻认识,他依靠热忧——对社会和国家前途一股狂热的关切,他开始写作,深刻的、严肃的(这一点也许是你们在他文字后所未曾发现的)在男室里制造光芒。他发掘了许多问题,揭破了许多疮疤,让大家见到了谁都不忍见也不愿见的毒脓。当然,他这样做是吃力不讨好的,因为任何一个垂危的病人都不会知道自己的病热已十分严重:在医生未告诉他病情之前,他仍幻想着自己强健如牛。在医生告诉他之后,他又不愿意相信和承认是一桩事实。于是他说这个医生是蒙古大夫,该杀该死。李敖击倒了许多权威,毁去了许多主义,他在摇撼我们这座古老社会的大梁;像古以色列巨人参孙摇撼非利士人的神殿一般,但李敖这样做并非像参孙是出自仇恨而是出自爱心——他想毁去古老、衰败的旧社会,然后从废墟中重建起一片清新的朝气和希望。虽然如此,他仍令无数人不谅解、不能忍受。因此,大家向他攻击,向他投“帽子”,叫他吃上了官司。
任何一个懂得“明哲保身”的人在面对着这样多敌人时一定都会知难而退。但是李敖这神经病第三期“自杀狂”却愈战愈勇,大有“占着茅坑穷拉屎”吃定了的味道。可是他没想到这年头茅坑也不能久蹲的,因为有许多“不但没屎连尿也没有的家伙”也想往里挤,好闻闻臭气过瘾。李敖赖在里头,拉个没完,他们在外头等急了一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李敖推下茅坑,而且落井下石,让李敖不明不白的死个遗臭万年。李敖这个笨蛋,他难道不知道这些家伙的心计吗?我想李敖再笨也不致笨到如此程度,但他为什么要得罪了官阀又得罪了学阀?除了“独白”之外又不甘寂寞的选择了批评家的道路?因为他迷信着:
“严酷的批评仿佛是一个人自告奋勇,要集法庭、法官、陪审员、判决书、监牢以及电椅于其一身,他自己弟兄们的缺点全结晶浓缩了。他也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把个人的权力看得很高。他觉得人家把他抬得高高的,要他一个人来管理伙伴们,他采取的规律就是‘用结果来判断方法'。原来该造就人家的地方,他却来粉碎一切,勇气和希望应该奏凯歌的地方,他却要使人疑虑不定,自己不相信自己。(海明威《论批评家与批评》)于是李敖才会一发现下个作家的工作显得漠不关心,就同他拼命”(同上)
《文星》九十六期编辑室报告中最后一段:“只有胆怯的人才怕批评,他们见不得光,见不得热……刚强的人是批评不倒的,尤其执着真理的刚强”。为什么我们怕批评呢?为什么我们怕一个批评家的诞生呢?如果我们社会充满了正义和光明,我们的文坛不如李敖所说的是“一大片断栏朝报、乌烟瘴气鬼哭狼嚎”,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容忍李敖这个新时代的“罗亭”(你们眼中只会说大话的家伙)呢?不!不!正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坛散布着你所说的“一种阴暗,一种迷乱,而没有阳光”。不是李敖没有阳光,而是我们没有阳光。
李敖在为我们这个因容忍与乡愿而造成的黑暗局面制造阳光,而我们却因为在黑暗里呆得太久了,瞳孔萎靡惯了,怕被刺目的阳光灼伤而拒绝而扼杀这首先打破容忍和香橼局面的批评家呀!
许多问题要深切的反省才能觉悟,如果我们承认今日的文坛是一座象牙塔,是一间暗室,我们便该有勇气走出来。象牙塔外是什么?象牙塔外是一片光辉灿烂的世界。象牙塔外的道路该怎么走?我们应该开拓我们写作的领域,增加我们写作的题材,把我们的笔投向社会的每一阶层,每一角落,写出“除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外”更多人生真实生活的一面。贫穷呀!死亡呀!这便是他们的生活。他们并不生活在夜总会、歌台舞榭里,他们更不会终日冥想什么花、草、月亮,他们没有忧郁,却有烦恼,烦恼今日的米粮。盟友梦却有盼望,盼望明日仍有生存的力量。对于这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妓女、码头苦力、住在违章建筑及低级军眷区中的女人孩子们,有谁去关心过他们如何生活?他们的灵魂也可曾得过抚慰和滋养?我们应该用文字表现出我们这个社会的阴暗和龌龊;用文字启发隐藏在我们大众生活中许多不为人重视的问题。我们的文字应该写出时代的苦难和光明;刻画群众的悲泣和欢呼。而不必如你所说的顺着小说的畅销性而用欺世的手法写那些剑侠、神怪、侦探的新神话和新童话以致令沈刚伯、朱汇森、萨孟武、赵兴中、郑振华等童心未泯的学者名流亦爱之不舍(见《中央日报》五十四年七月十二日第四版《你爱看武侠小说吗?》)。更不可用“媚世”的手法写那些远离现实人生的彷徨的、“强说愁的”、“如烟如梦幻般的”新梦话派爱情小说的,而使得广大无知的青年跟着一块做梦。
爱情故事不是不该写,要写便该放弃那些“老掉大牙”的落伍的“摸摸手便脸红耳赤”、“被他看一眼便可以回家不吃饭不睡觉想上三天三夜”的陈旧观念,而去做“大胆的爱情的描写”,多刻画灵与肉的人性问题。“肉欲的问题”并非如你所说的“放浪形骸”,而该是你所说的“深刻而严肃的问题”;“离开了肉,哪有灵?离开了欲,哪有情?”不顾肉欲而只追求灵的爱情,在同性恋者尚不易如此纯洁,何况是从亚当、夏娃犯罪后生下的子女呢?恋爱的本质便是生命与另一个生命融合在一起。这融合的力量如果不是籍着彻底的做爱又何以达到融合的境地呢?中国人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不经过夫妻一番,又何来百日之‘恩'呢?(在这里,我并非是提倡男女的滥交与做爱,只是想针对爱情的观念,在它的本质上作一番澄清而已。)
灵的追求其最后目的必为肉的结合,就像我们囤积食物的目的不外乎吃它而已。没有人会积满了食粮却宁可饿死而不吃它。当然,也没有为了灵的纯洁宁可自洁而不肯双方合作一下的道理。
至于蒋小姐你举出“多少社会新闻的主角在这种关系下演悲剧”的例子,推其原因,那是因为我们社会观念不够开放,一般人心理不够健康——许多人把非婚姻关系的性结合视作一种罪恶,而忽视了婚姻本身不过是对爱情的一种保障而已。过分重视婚姻的形式,而忽略了它真正的精神所在,因此不但扼杀了许多为未婚男女所应享的灵肉一致的爱情,逼使他们养成自淫的习惯。更促使许多既有婚姻关系的人非法经营他们的爱情。(那些金屋藏娇,红杏出墙的男女,如果不因为背负了婚姻的枷锁又何至于如此偷偷摸摸?如此神秘?)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离婚视为是不道德的事,而结婚往往又得除了当事人双方的爱情外另需具备学问、金钱、地位——种种与爱情本身风马牛不相及的客观因素方能完成的大事。在这种观念下,我们真能禁止“爱情的走私”和悲剧的继续发生吗?
另外,一个女孩子面临选择时,要遭遇“父母心中乘龙快婿长是女儿眼中的凡夫俗子”的矛盾,可能这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另一主要原因;如果对于一个女孩子“父母基于爱而加以管束而引发的行为”其后果是如此不智,为什么“无论如何是无可厚非”的呢?如果一个女孩子“肤浅到不能体念父母的爱心”而追求到了她真正的幸福,“我相信只要是一个有理性。有良知的人”永远认为是可以同情的。(我实在不懂你基于何种想法永远认为不可同情?)
理性!理性!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父母欠缺的便是它。我们的作家,我们的读者该追求的也就是它,记起法国大革命时代罗兰夫人的那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你之名而行。”不由得让我们警惕那些错用和滥用“理性”的你们将带给我们何样悲惨的命运!一个不能分辨是非、曲直、真伪、善恶的真貌,观念模糊、思路不清的人是没有资格站在群众中间讲话和写作的。蒋小姐,以及更多的作家们,我劝你们都学李敖,先读历史,再读哲学,更学会许多思索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澄清你们的观念,抛下你们那支软弱无力的笔,锻炼刚强不屈的臂力。否则,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历史将为你们替盲目大众所造下的恶果,记上一笔永远无法逃避的谴责了。
历史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是人群生活的写照,历史家的笔和文学家的笔应该同样为人类文明担负起承先启后开展光明远景的责任,一部《飘》一部《战争与和平》一部《双城记》……不知写出了多少人类奋斗的血泪和群众的心声,写出了人性的尊严和光辉。为什么我们的作家仍不肯放弃大刀阔斧,动人心魄的几笔呢?难道你们愿意永远让李敖一个人靠他的“酸臭文章”、“暴得大名”洋洋得意。而你们却忍气吞声的躲在“象牙塔”里的一方“暗室”中吗?出来吧!蒋小姐,更多的作家们,如果你们都肯走出“窗外”,舍弃黑暗走向光明,我敢担保李敖这个好管闲事“乱写文章,妖言惑众”的“文化太保”,一定心甘情愿的去做“文化白痴”,悄声敛迹的醉死在他的酒杯里。你说是吗?酒鬼李敖?
上面三篇文字,都因为我写的《为有窗,哪有<窗外>?》和蒋芸写《象牙塔外是什么?》而起按说我该把蒋芸的文章收做附录才对。可是蒋芸后来变成我的知己,她的看法,已有很大转变,她一定赞成我把她这篇文章代为作废了。
(一九八○年四月廿七夜)

返回上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