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名并发症 /李敖 1989.03.02

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签名,这是正常的事;许多人表达共同的意见,然后签名,这是反常的事。为什么反常?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有协同一签的情况,毕竟不多;它的一致性与必要性,也不无可疑。一窝蜂大家签了,总未免令「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看不顺眼,而认为简直是一群众口一声的动物在咩咩叫。尤其这种众口一声的签名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更令人觉得不伦不类。因为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之一就在贵有独来独往的精神,一旦跟人成群结队起来、一旦善与人同起来,对表达自己的意见,总难免减低了纯度。因此,集体签名的动作,在合群上,也许自成一说;但在纯度上,大多不足为训。习惯上,这种签名是搞群众运动的一种手段,知识分子一旦沦为给这种手段做工具,就太可悲了。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显然是太可悲的一群。他们为了求生、求名,是不敢违抗当局的意旨的。一九六六年,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胡秋原等人,写了「驳斥美国姑息分子费正清」的公开信,透过总政治部的压力,叫「国内学人教授一千六百余人」集体签名,在报上发表。事后胡秋原吹牛说,这封公开信,「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一时发生相当大的」,不是影响而是丑闻。因为一千六百余人「国内学人教授」的众口一声,适足反证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被强奸。正因为是被强奸,所以失格的学人教授们,也就乱签一气,一千六百人中,因为在各校兼课而见名就签,以致光「签名重复」的,就有六起之多!其中朱建民、董世祁、何静安、郑小杰、卢英权、林碧沧诸教授,大名都出现两次,如此丑闻,真是今古奇观也!

这种二十年前的集体签名方式,随着时代的转变,也有了一些转变。国民党开始觉悟到,像这样一起动员就一千六百人集体签名的干法,看来总未免过于臃肿。于是开始化整为零,改以小股的签名,俾收精简之效。

从一连几天来小股的签名活动,我们看到这种精简,还是很可观的。二月十七日在纽约发表的所谓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一出手便是六十多人,「包括中华民国的陶百川、胡佛、杨国枢、周天瑞;香港的李柱铭、李怡;旅居美国的余英时、许倬云、夏志清、丘宏达等」。无一不是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同路人。接着在二月二十一日,又来了所谓「三十二名国内具批判及自由色彩学者发起的「支持大陆知识分子争取民主与人权」联署活动」。签名的除了仍有纽约、台北之间两头飞的陶百川、胡佛之流外,还有王文兴、江春男、李鸿禧、何怀硕、张忠栋等三十人。今早看报,又来了所谓「五十二位国内文艺界人士发起「我们的呼吁──声援方励之要求特赦魏京生等政治犯」签名活动」。包括马森、痖弦、金恒炜、楚戈、席慕蓉、张晓风、爱亚、隐地、蒋勋、雷骧、李永炽、方瑜、黄美序、施淑女、李昂、王文兴、郑明娳、张文翊、林怀民、陈平芝、洛夫、蔡诗萍、张大春、管管、罗门、蓉子、高大鹏、司马中原、林耀德、王菲林、简媜、刘克襄、余玉照、彭淮栋、李瑞腾、陈雨航、周安托、吴继文、陈义芝、苏伟贞、赵卫民、侯吉谅、黄秀慧、陈幸蕙、金惟纯、江春男、杨宪宏、卜乃夫、张宝琴、初安民、秦贤次、王力行。这些人口口声声要求中共释放政治犯,奇怪的是,台湾岛上的政治犯却视而不见,这种舍近求远,真不知他们有何资格做追求公正的文艺工作者?

短短十三天中,国民党就搅出三起集体签名,说这是签名并发症,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