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评鲁迅和他孙子 /李敖 1982.09.23


且人按:天涯莫明写评论李敖与鲁迅的文字,写的既滥又偷懒,结果看来看去,老引人们在一些无谓之争上白费口舌,现在把李敖的一篇文字帖子上,叫人多开开眼界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

阳明山上傍晚的山岚与落日,尚可一看,我"酱"在岛上已久,能排除尘嚣,接近一点山岚与落日,倒也不错。( "酱"字是鲁迅的词儿,有人(按: 柏楊)偷他的,推出"酱缸"之说,因而成名,是拜国民党不准读鲁迅作品之赐。国民党如大开文网,这些文抄公又何能在台湾"发明"这些名词? )

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我听胡适讲"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说:

魯迅先生不到晚年--鲁迅先生的毛病喜欢人家捧他,我们这般"新青年"没有了,不行了;他要去趕热闹,慢慢走上变质的路子。到抗战时期前几年,所谓左翼作家同盟组织起来了,那时共产党尽量欢迎这批作家进去,但是共产党又不放心,因为共产党不许文艺作家有创作自由。所以那时候监视他们的人--左翼作家的监视者,就是周起应,现在叫周扬,他就是在上海监视鲁迅这批作家的。诸位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有一本书在自由中国可以得到,是值得看看的。这本书在抗战初期出版,是鲁迅死后,他的太大把鲁迅写给各朋友的信搜集起来,叫"鲁迅书简集";这本书里面几封信值得看看,特别是他写给胡风的四封信,其中有一封信就是鲁迅死之前不到一年写的,是一九三五年(他是一九三六年死的),这封信胡风问他三郎(不知是谁,大概是萧军)应该不应该加入党(共产党)?他说:"这个问题我可以毫不迟疑的答复你,不要加入!现在在文艺作家当中,凡是在党外的都还有一点自由,都还有点创作出来,一到了党里去就'酱'在种种小问题争论里面,永远不能创作了,就'酱'死了!""酱"在里面去,这个字用得好极了。底下更值得读了,他说:"至于我呢,说来话长,不必说了吧。"他说:"我总感觉得我锁在一条链子上,背后有一个人拿着皮鞭打我,我的工作越努力打得越厉害。"这一段话里,打他的就是现在大陆搞文艺的周扬--那个时候的周起应。这封信不能不看看。我们要的是没有人在背后用鞭子打的,不要人监督的,人人要自由,本他的良心,本他的智识,充分用他的材料,用他的自由--创作的自由来创作。
胡适讲演时讲到"酱"字,大家为之鼓掌,当然这次是鼓鲁迅的掌,鼓得胡适站在台上,怪别扭的。
胡适提到鲁迅的信,是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写给胡风 的,原文是:
十一日信收到。三郎(三郎就是萧军)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权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巳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胡适在钱思亮家单独见我的时候,也特别提出这封信,证明鲁迅死前内心的痛苦。
总之,国民党不像话,鲁迅反国民党以至于死。做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任何不像话都要反,否则也就跟他的身分太不相称了。
鲁迅的成就,在小说史一类和"阿Q正传"一类,除此两类外,他的杂文一类,却锋利、单调而冗滥。他写了那么多杂文,最明显的表现,不过一肚子情绪而已。情绪并非要不得,但是必须同"言之有物"并用、必须跟"大量的资料"并用、必须随"卓越的分析与见解"并用,但鲁迅的文章,却情绪有余,其他不足,结果炒出来的,只是一盘盘上好辣椒,反倒没有主菜了。
但是,即使是杂文,鲁迅的也落伍了,他那些放小脚式的和东洋式的词汇与造句,现在已经明显的属于另一时代了。现在我们写文章,再也不用那些表达法了。
鲁迅在杂文里太多情绪语言,他实在不够格搞思想。周作人晚年写信给鲍耀明,谈他老哥说:
现在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片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相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巴。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不容易的事。
在思想内容上,鲁迅实在很贫乏。他能那样有虚名,证明了中国人思想的普遍贫乏;至于偷鲁迅的国民党杂碎文人能在台湾得虚名,更反证了这个岛上思想的普遍贫乏,反证了他的读者的混蛋。
总之,中国现代的文人,不论是鲁迅型的、胡适型的,以至那些杂七杂八型的,实在都有他们的限度。他们的成就,都因掺入政治的推波助澜,而变得不能"恰如其分",而变得像淹了水的浮尸,臃肿而失本来面目。他们的货色都被高估了:他们的努力也是不够的。
我想我会在货色方面、努力方面,给中国做一个榜样。至于在人格方面的坚苦卓绝,孤军奋斗。那更无人能比了(鲁迅、胡适那时候,国民党对异己的压迫力量,远不如今天。鲁迅有租界和左联保护,胡适有帮口势力。他们都在尊敬知识分子的社会里,得到蔡元培等的支持。今天我的处境,的确比他们困难得太多了,大多了)。我这种说法,我曾对邓维桢说得很详细,我说:
我们是现在的国民党的批评者,你可知道过去的国民党的批评者他们多安全吗?他们大都是在国民党刀枪拳头达不到的地方批评的,他们或在洋人保护的租界里批评国民党(如"新月杂志"),或在北方军人的宽厚里批评国民党(如"独立评论"),或在允许办报的局面里批评国民党(如"大公报"),或在民情汹汹的公理昭彰时代里批评国民党(如"观察")。……可是我们呢?我们全身暴露在国民党空前大好的统治优势下,他们有高度集中的力量、有密集安打的环境、有四面是水的方便、有日本留下的被统治惯性、有现代的镇暴设备、有一党独大、有八号分机、有大量的喊万岁唱梅花的小市民。……这一切一切,都足以使国民党的批评者心灰意懒、胆战心惊的。我们没梁山可上、没出境证可拿、我们活象玻璃窗户上的苍蝇--"前途光明,没有出路",随时都要被苍蝇拍子打下来。……可是,我们还是做了!还是头破血流,一做再做了!维桢啊,不要搞错了,我们是最有勇气的人!我们才是最 有勇气的人!
只有深刻了解我是在何等阴影与压力下奋斗的人,才知道我的人格是何等崇高、何等伟大。只有这样比较,才知道我在国民党孤岛高压下能做一点事,能不畏强暴的表现真理与自我,是多么难能可贵。在我这种处境下,有些人还诽谤我,这种人,不是漫无心肝又是什么?他们"大义灭亲"、"大义灭友"、"张大义",其实他们懂什么叫大义?这种人若懂大义,那么狗男女又懂什么?这种人在国民党统治下一路做顺民,还跟着唱梅花、摇小旗,不以为异也不以为耻,他们懂得什么叫大义!
今天"联合报"上登鲁迅的孙子周令飞谈话说:
[台北讯]周令飞昨晚在"华视新闻杂志"节目上说,罗曼罗兰夫人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小时候读过这首诗,只觉得句子短,琅琅上口,现在真正了解了这首诗的合义,也代表了自己的心声。
这是胡扯。第一,罗曼罗兰夫人从没写过这首诗。第二,周令飞是为爱情抛弃了自由。他来台湾前曾公然向台湾、大陆双方表示了意愿,可见两地的自不自由不是他"抛"的条件,而是他为了爱情不惜跑到任何给他爱情的地方。古往今来,显然有给人爱情却不给人自由的所在。"旧约"中"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记买希伯来人做奴仆,奴仆必须服事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若来时带着老婆来,走时仍可带走;若老婆是主人给的,"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则)妻子和儿子要归主人",他只能自己走。"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事主人。"这就是给人爱情却不给人自由的证据。所以,若有人以为得到了爱情就得到了自由,不但是"左倾幼稚病",也是"右倾幼稚病"了。
周令飞在台湾的表现,到处拜会、致敬,他的祖父必然死不限目。鲁迅若想到自己的孙子这样向他所厌恶的政权表态,真要甘愿"令"这小于"飞"了。中国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其实斗也不过三代。第三代的人,气力就更弱了(严复的第三代中的长男一支,算是一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