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传新读

  《史记》卷八十七有《李斯列传》,写秦朝丞相李斯被宦官赵高整,关进牢里。

  于是(秦)二世乃使(赵)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李)斯与子(李)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寐而赦之。李斯乃从狱中上书。…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

  在李斯被刑求,吃不消,自己承认叛乱后:

  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复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

  这段话引起我的最大注意。这段话说赵高命令他的党羽十余人,一个个假扮成御史、谒者、侍中等官员,轮番到看守所调查李斯,李斯看到正式的官员来了,不疑有他,便开始翻供,说他承认叛乱,乃是被赵高党羽刑求的结果,可是一翻供,这些官员便暴露身份,原来他们就是赵高的党羽化装的,于是就狠狠修理李斯一顿。最后,李斯一次又一次上当以后,当秦二世派出真的官吏来查问有无冤情的时候,李斯因为分不清对方真假,索性一律视同赵高的党羽化装来的,再也不敢翻供了,一路自白叛乱到底了。当最后定案送呈秦二世的时候,秦二世很庆幸的说:“要是没有赵高,我差点给丞相出卖了!”就这样的,秦二世不疑有他,叛乱犯李斯就横尸法场了。
李斯是两千两百年前的中国古人,但他的际遇,对今天的我们说来,却有着离奇的意义。原来在国民党的法律里,最流行的证据,就是所谓自白。我们试看一些证据:

  一、被告之自白,依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得为证据。此项自白,并非专以审判笔录所记载者为限;即在有侦查犯罪职权之司法警察官讯问所得,如未施用强暴、胁迫、利诱、诈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仍不失有证据能力。(最高法院二十四年上字第一六五八号判决)
  二、被告之自白,得为证据者,并非专以审判上自白为限,徵诸刑事诉讼法第四百十五条第二款关于诉讼外自白,得为再审原因之规定至为明显。审理事实之法院如就前项录取自白之文书已践行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二条所定调查证据之程序,即非不得采为证据。(最高法院二十六年沪上字第六号判决)
  三、被告于法院外之机关所为之自白,即审判外之自白,苟非出于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得为证据。(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一五一五号判决)

  在这些判决里,最令我们注意的,是自白的认定,“并非专以审判笔录所记载者为限”,而“于法院外之机关所为之自白”,只要非以不“不正之方法”取得者,也一体视用。换句话说,被告的自白,不限于审判上的自白;即审判外的自白,也包括在内。审判外的自白,并不以向审判机关为之为必要;即向检察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等为之,也不失其为审判外的自白。
  现在,祸事了,因为这样一来,“什么叫“不正之方法”,认定起来,可就大大的麻烦了。根据现代文明国家的法理,自自首重任意性(voluntary),被告的自白,非出于任意者,不得采为证据,这一金律,英国早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就采用了。到了十九世纪上半期,受了法国大革命保障人权思想的影响,对于自白的证据价值,有识之士,极表怀疑,任意性的要求,也就更加迫切。最后的定论是,自白必须以出于任意为取得证据能力的要件,这在英美法及大陆法中,都无间言。一般法理有三:

  一、虚伪排除说——自白若出于某种诱导行为,陈述就多虚伪、就缺乏真实性。既缺乏真实性,自然不许作为证据。自白所以以出于任意性为条件,乃在排除虚伪。
  二、人权拥护说——自白不得自证其罪,英国早在十六世纪后半期就有了,当时是为了抵制教会的异端审判而采行的。到了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中,规定“……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nor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这一条款,更是“人不告发自己本身”(No man is bound to accuse himself.)原则的一项确认。
  三、违背诚实说——非任意性的自白,如许作为证据,根本违背诚实的观念,自然不合法理。

  从这些法理上反看国民党的《刑事诉讼法》,我们就不得不大叹其气了。国民党《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被告的自白,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得为证据,这乃是以取得白白的方法为准,这是绝对不够的。因为这是一切祸源。因为被告一旦被刑求取供,到了审判时翻供,国民党法官总是官样文章,行文给“不正之方法”取供的单位,问有没有刑求呀,回信当然是没有呀没有呀,然后法官就据这回信,驳斥被告是谎言刑求了。这种一来一往的公式,我以我自己的案子为例,便一看即知。
  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同案除了我的老同学谢聪敏(彰化人)、魏廷朝(桃园人)外,还有李政一(台南人)、刘辰旦(台南人)、吴忠信(台南人)、郭荣文(台南人)、詹重雄(台北市人),他们都是我不认识的,在起诉书上,都是所谓爆炸案的凶手。他们被警总保安处吴彰炯少将主持的刑求,都比我重,他们都受到各种苦刑,包括灌汽油、坐老虎凳、背宝剑、三上吊、摇电话等等在内,这样子长年逼供与迫害,最后取得自白,其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被捕后一年,才准与家属会见、才准与律师会见(我没请律师),换句话说,在漫长的非法羁押里,吴彰炯少将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刑求逼供,并且不虞人犯外伤。因为受伤后,有足够的时间去养得毫无痕迹。就这样的,一年以后移送军法处审判时,李政一等自然人人喊冤,详述被刑求取供的经过。可是判决下来的是:

  被告李政一等人主张之刑求逼供一节,经本部先后传讯保安处、警务处办案人员何洪才、季贵成等人到庭具结作证,均坚决否认有非法取供之情形,且据保安处六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保处字第五一○○号函复本部军法处亦称:经查并无刑求情事,按被告等均在军事检察官侦查中供认犯罪事实,历述如绘,经核属实,复无提出被刑求逼供具体事证,可资证明,所辩均不足采。

  这种判决词,根本就是军法套语。因为这样子的传讯,谁会承认刑求别人呢?这样子的行文调查,哪个衙门会承认“经查‘有’刑求情事”呢?人犯被关在黑牢里、地下室里,一切隔离、一年不得见除了刑求他的以外的任何人,又何来“可资证明”的“具体事证”的“提出”呢?这种传讯与行文调查,不是演戏,又是什么呢?
所以,尽管法律上规定得冠冕堂皇,事实上,所有“不正之方法”取得的自白,在国民党法官眼中,都一律被采信,并且一律把被告之哀呼,判为“所辩均不足采”了事。国民党法官非但这样判,并且还常常反问被告,问说你被刑求取供,但是检察官去作侦讯笔录的时候,至少检察官没刑求你呀,你为什么不在检察官的笔录中翻供呢?
  对呀,为什么呢?其实为什么,答案早就有了,答案就在《史记·李斯列传》!《李斯列传》中秦二世派去查案的“御史、谒者、侍中”等官员,就是相当今日的检察官,但是,被告当时人扣在赵高及其党羽手中,谁敢翻供呢?谁又识得检察官的真假呢?识得了,在现代一党及第的侦审一家人作业下,又有什么作用呢?
  这种毫无作用,在武汉大旅社姚嘉荐命案里,我们可以看到血淋淋的活证。这命案里被告之一游全球,在惨被刑求取供后,曾出现这这样的经历:

  我在调查局待了五十天,只有第三天唐锦 检察官来过一次;我说,报告检察官,我是冤枉的,他说,好,你是冤枉的,问了一点笔录就走了。
  移到看守所后,唐检察官来侦讯,我又说,报告检察官,我冤枉,调查局的王琪马上当着检察官揍我,而且破口大骂:他妈的王八蛋,叫你不要翻供你偏要翻供。我说我冤枉怎么不讲。王琪就跟唐检察官说,一切照以前写就是了,写完,他要我盖章,我不盖,他又打,说,你非盖不可。不得已,我只好盖。
  盖下之后,检察官也就回去了,我也被还押看守所,那时调查局的人员一分钟也没离开,第二天,又把我押回调查局,又整整一个月。一回去就打,他们说,王八蛋你,你还翻供。我在调查局总共八十天,到正式公开审判的前几天,他们才把起诉书给我。(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黄怡录音访问)

  据游全球告诉我,他在检察官面前翻供,调查局的干员一边打还一边说:“他妈的冤枉也要冤枉到底啊!你翻供是什么意思啊!太不够朋友了!我们说你犯罪,你就犯罪;说你不犯,你就不犯。我们叫法官怎么判,他们就怎么判,你翻供有个屁用啊!别忘了我们是谁,我们是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啊!”
  人犯可以沦落到在检查官面前被严禁翻供、被骂被打,检查官可以沦落到敬陪末座躬逢其盛,这种情况下,什么自白又写不出来呢?
  国民党的自白认定方法是,被告的自白,非有确实反证,得推定为出于任意性,这和采彻底的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人本无罪”原则——对于被告在审判外的自白,推定为非任意性的情形——完全相反。这样的恶法不改正,刑求取供的惨事,必然永远不会停止。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三百十九条已经明定自白不许采为证据,无论自白是否真实,一律没有证据能力,这才是根本的釜底抽薪的初步。当然国民党纵使做到这一初步,也不就是停止了刑求,只是在刑求取供上,应该使小百姓少一点自我作践。当然追根究底,还是赵高及其党羽的问题,这种“指鹿为马”的宦竖小人们不消灭,中国是永远没有希望的!


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下午,以三小时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