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存日記中的愛國者/李敖

(选自《胡适与我》,《李敖大全集》第18册)

河北有永定河,永定河上有卢沟桥,卢沟桥长六百公尺,两边石栏上,刻了几百个小狮子,每只都不一样。唯一一样的是:每只小狮子都七百五十岁.每只都看了七百五十年代人世兴亡。

卢沟桥完成后七百五十年七月七号的深夜,日本侵略者打上了桥头,中国忍耐久了、忍耐够了,非得大干一场是不行了。

蒋委员长在卢沟桥事变后第九天,举行了“庐山谈话会”,召集各界名流,共商国是。他在谈话会一开始就表示:

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北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不可以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外文方法来求得卢事的解决。

这篇谈话过后第三天(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全文正式公布。同一天,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到日本,在神户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对卢沟桥事变,坚持“不扩大”与“外交解决”两大方针,这表示了,“在和平根本绝望前一秒钟”,中国“还是希望和平的”。


所以,从严格的时间上算,七月七日.只是北方将士在卢沟桥抗日,是北方将士用流血造成事实上的一个明确起点。有人以为中国政府从这时候向日本宣战,是完全不了解内情的。中国政府向日本宣战,乃远在四年以后,时间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中国打了四年仗,到这一天,才宣布:“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最后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

哪有先生不说话?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开始的庐山谈话会,是以文化界人士“慷慨陈词”为主。七七事变第三天,北方文化界名流胡适到了南京,七月十—日到了庐山。谈话会共有一百五十八人参加,第一期谈了四天半(七月十六日到七月二十日上午)。四天半中,胡适说了很多话。胡健中在场,送了他本家宗兄—首诗:

溽暑匡庐胜会开
八方名士溯江来
吾家博士真堪道
慷恢陈词又一回

提倡白话文的胡适.感到这首来诗不够白话,乃用纯白话回答如下:

哪有猫儿不叫春?
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虾蟆不夜鸣?
哪有先生不说话?

胡适是以说话为职业的人.在谈话会以前,他与政府的关系,本就因为话说得太多,有过不愉快。这次国难当头,政府反倒请他来说,他自然也就“胡说”不已。
七月二十日以后的局势.开始密锣紧鼓。二十一日,桂系人物联名拥护蒋委员长庐山谈话;二十二日,日本机械化部队秘密开进华北;二十三日,上海日侨回国,中共宣言支持蒋委员长庐山谈话;二十四日,上海日军藉口有人失踪,布岗闸北;二十五日,蒋委员长接见美国大使,告诉他“东亚局势已入最后关头”;二十六日.北方将士佟麟阁等一千六百人战死。二十七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

精卫先生约第二期谈话会的一部分人聚餐,在聚餐之前有两点钟的谈话,我亦在被邀之列,今天谈的是对日外交问题。精卫宣读中央寄来的一个长文件,叙述二十四年五月至七月九日的几次军事谅解——即所谓“何梅协定”的历史。我极力劝他请中央发表此件。
华北消息大恶。


消息大恶的情形是;日本已经攻占了张家口,并且轰炸廊坊。天津日本领事向宋哲元将军致最后通牒,要求国军撤退。
二十八日,胡适日记续写:

早起下山。
在九江遇着陈布雷(上山)及张岳军、曾仲鸣、顾一樵(上山).谈时局。
今日消息骤变。宋哲元态度忽变,通电抗敌。
是日北方传来消息更奇怪,我军夺回丰台、廊坊、通县。傍晚南京人民有放鞭炮庆祝战捷的!


到了二十九日,才知道真相是:

早起始知北京事骤变,宋哲元全部退出,北平事变交给张自忠维持。昨日南、北、西苑俱惨败!
到美国大使馆赴Johnson约谈。
到华寅生家吃午饭,见着Michon。
下午美大使馆参赞Peck来。
友人来谈者甚多。
与慰慈、驭万、蒋、梅诸位到Galf club小坐,到老万全吃饭。


这一天,北方将士赵登禹等战死。日本兵舰炮轰塘沽,并用飞机和大炮,摧毁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的被毁,象征了日本向中国文化界点名宣战。

傅斯年要绝交

胡适南来参加庐山谈话会.他的心情,是未尝不主战的。七七以后第五天,他在《独立评论》的“编辑后记”里,表示对“卢案”的意见:

此事开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在此际我们只愿表明我们的态度与决心:我们必须抵抗,如地方当局所表示,敌方再不速停射击,我们唯有准备大牺牲!并且我希望无论作战与交涉,全要听命于中央!

再过了六天,七月十八号,他在“编辑后记”里进一步重申:

卢沟桥事件很少可以无条件地当为地方事件解决的可能,我们须有大规模的准备。这次我们不能有所割让,如此则又回到两年前的局面了,那还了得!

看了胡适这种“必须抵抗”、“不能有所割让”的言论,我们若比照他几年来的“不主战”态度,发现颇有研究的价值。


胡适为人,理智而冷静,温源宁在《文人画像》里描绘:“在他呵呵的笑声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们看不见他的灵魂深处。他不像志摩,不会有沉痛的悲哀与热狂的情绪。”胡适这种性格.远在他青年留美时候,就定型了。他那时候,就提倡“理智的爱国主义”。日本在—九一五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留美学生就纷纷主战,“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胡适忍不住站出来,劝告这些未经深思熟虑的隔海主战派。他说,你们说中国有“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在哪儿?中国能战的部队只有十二万,装备还不行,海军只有一条排水量四千三百吨的三级巡洋舰,拿什么同日本打?打仗要讲实力,用只手挽狂澜,算不得勇敢;以卵击石,更不算英雄,若有人真要逞一时之快,把国家带到比利时亡国的覆辙,这种人,不但错爱了国、并且还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胡适的理智的爱国主义,在当时被朋友臭骂,骂做“汉奸”。但胡适是“哪有先生不说话”的,他在举国滔滔的时候独持异议,并且冷静的苦口婆心地表达出异议,不论内容对不对,基本上,却是一种心智真诚,—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


胡适回国以后,中国日本的和战问题,一直在山重水复中演变着。一九二一年九—八事变后,局面愈来愈恶化,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等创办《独立评论》,希望书生论政。“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


《独立评论》的特色之—是,创办人并“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开场白固然说得很好,实行起来,倒也颇不容易。“激烈的辩争”引起多次的对立;武力统一问题上,胡适与蒋廷黻对立;民主独裁问题上,胡适与丁文江对立;对日和战问题上,胡适与傅斯年对立。对日本,傅斯年主张宁为玉碎主义.但胡适力持慎重。—九三三年“搪沽协定”、傅斯年极表反对,胡适却认为。“一八七一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国家的生命是千年万年的生命”,“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候四十八年,在—个国家的千年万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么?”


不料胡适的持重,惹火了他的学生博斯年,傅斯年吵着绝交.要退出独立评论社!胡适很感意外。于是丁文江出来,写长信劝傅大炮,才算稳住师生之情。

理智的爱国主义

胡适的理智而冷静性格,形成了他做人做事做文章的基础,他认为大丈夫的条件,除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外,还得加上一条——“时髦不能动”。光赶时髦是不成的,要先通得过自己理智而冷静的判断才成,得先通过自己内心这一关:

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

当他听说江南人“那一带有些人喜欢看独立评论,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唱高调”的时候,他解释:

其实“高调”和“低调”都不是确当的名词。在我们的眼里,有许多所谓“高调”都只是献媚于无知群众的“低调”。我们自己说的话,别人尽管说是“低调”,我们自己倒往往认为很“高”的调子。所以平心说来,调子没有什么高低可说。所可说的只是:说的话是不是用我们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结果?说话的人是不是覆意对于他的主张负道德上的责任?

关于“道德上的责任”,他反复说明:

孔子曾说:“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无所苟”,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作政论的人更不可不存这种“无所苟”的态度。因为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言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贵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

正因为“立—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干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正因为“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话不能乱说,不能人云亦云地赶时髦,要在事先“想象一切可能的结果”,想通以后,要有勇气站出来,批评别人的高调或低调,不怕朋友离心,不怕学生反目,不怕举国滔滔,骂自己是“汉奸”!
朱文长的《海涛集》里、记着国难当头时候.北京大学的一场集会——

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这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的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地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地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他的“能容”,是我早已听说过的。

中日甲午战争那一次,所有“狂热主义者”,不管打得过打不过日本.—律主战。主战是时髦,谁不主战谁就是汉奸!因为“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但是李鸿章深通大势,至少比“狂热主义者”深通大势,力持慎重,知道战而不胜.倒霉的是自己国家。可是举国滔滔,非战不可,李鸿章只好战。结果赔款割地,丢了台湾。李鸿章被日本刺客打得血流满面.费尽唇舌,力争国权,回来的代价是伸出头来的那些“狂热主义者”一阵臭骂——“李二先生是汉奸!”
多少人以爱国之名,行祸国之实,但他们绝不反省,他们只会骂人汉奸。李鸿章是汉奸,胡适是汉奸,爱国得爱得跟他们—样,才不是汉奸,否则就是汉奸.汉奸,汉——奸!

先生有话哪堪说

卢沟桥事变的发展,使胡适的“不主战”态度面临考验,他感到“等候四十八年”的基础,已经根本动摇。所以他在最后两期的《独立评论》里,主张“必须抵抗”、主张“不能有所割让”,不再主张委曲求全。
但是,事变的发展、谈话的进行,一再“想象一切可能的结果”,且得知中国有把握的底价只不过一年半载的时候、他的理智与冷静发酵了,他还是想到剑拔弩张的开口,不避误会,试图挽挽浩劫。
在南开大学被浩劫后第二天(七月三十日),胡适有这样的日记:

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1)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2)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
我打电话与布雷,勉他做社稷之臣,要努力做匡过补阙的事。


第二天,七月三十一日,蒋委员长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当天中午,他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吃饭。在席上、蒋委员长表示决定抗战到底,他估计至少可支持六个月。张伯苓“头一个举手赞成”。这位南开大学的老校长,流着眼泪,非常坚定地说:

南开是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午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再办一个南开!

这时候,希望能够挽挽浩劫的胡适.感到很难说话,不便说话。他只提出一个建议,建议蒋委员长影响南京、上海等地的舆论界,不可在报纸上攻击张自忠将军。他说,在国际法上.一个大都市被敌人侵入、占领,做市长的.为了保全市民的生存权和财产权而和敌人订立临时性的条款,是合法的。他说他相信张自忠将军是爱国的,二十九军也是爱国的。南方当体谅北方军人的苦心谋国、不可乱攻击他们是“汉奸”。蒋委员长听了、答复说:“我立刻告知他们.不可攻击张自忠。张自忠是爱国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二十五年后,陶希圣在台北向我回忆:“胡先生这个建议,使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不再攻击张自忠,张自忠非常感动,这跟他后来殉国的行为有极大关系。所以.胡先生这个建议,真可说‘害死’张自忠了。”)


胡适建议不要骂张自忠是“汉奸”的时候,他自己的谋国苦心也正遭遇到麻烦,他自己也被骂做是“汉奸”。因为他多年不主战,颇不见谅于—些狂热派,有人骂他是“秦桧”,程潜甚至主张枪毙他!
蒋委员长的中午餐会,胡适日记如下:

蒋先生约午饭。
在座者有梅、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讲话。
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
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高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今午已找他去谈过了。宗武谈甚详。
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而已。


手无寸铁者的梦幻

胡适所以如此看重高宗武,因他认为高宗武跟他看法最接近,并且他相信:这个三十二岁的有肺病的外交家,乃是贯彻这种看法的最佳人选。
事实上.胡适、高宗武这种看法却未免太天真了。天真的原因是:他们对日本“政”与“军”之间鸿沟的真相与背景,当时无法了解。
原来在七七事变时,日本的近卫文磨刚做了首相不久。他对跋扈的日本军方,实在没有多大影响力。当时日本军人在中国制造事件,根本就不告诉他。不但不告诉他,甚至连陆军省也不告诉。日本中间层的军人们总是一意孤行(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宪兵甚至扣押近卫首相的和平使者宫崎和狄山、可见他们根本没把文人内阁看在眼里)。
当时日本的军界里有两派,照重光葵“昭和之动乱”的说法,两派是:
苏联派——以主张对付苏联为主。认为占领中国华北目的主要在做东北的外围与屏障,防止苏联来染指。代表人是多田参谋次长、石原第一部长。根据地是参谋本部;
中国派——以主张对付中国为主。认为要扩大在中国的势力。代表人是杉山陆相、海律次官。根据地是陆军省。
近卫首相最初不晓得日本军界里有这么对中国的两派意见。他最初派出去的华北统帅.是个中国派的寺内大将.这正好是火上加油.中日军事冲突便很快地开始恶化起来。于是,在苏联派石原第一部长的压力下,费了好大的气力,才算把中国派的杉山陆相挤掉。可是.太晚了,中日的冲突已经不可收拾了。
近卫首相在他的“近卫手记”里曾记过这样一个故事:日本在中国华中统帅松井大将出发前,近卫首相和杉山陆相一起到东京车站送他。松井一再说他要打到南京,请首相谅解。近卫转问杉山陆相说:“陆军是不是准备打到南京?”
杉山陆相答道:“松井虽然这样说,但恐怕不必到南京,打到芜湖一带就行了。”
可是事实上,不但打到南京,并且还打到了汉口!近卫回忆说,这些军人们也许并非有意骗他,只是从他们的谈话里就看到军人们根本缺少计划和节制,他们只是顺水推舟罢了!
日本当时这种军人专横的内情,绝非出身公卿华族的近卫文磨所能为力,也非中国的和平主义者所能回天,可是胡适、高宗武哪里会明白?在卢沟桥事变后,按照庐山会议原有的决定,日本占领平津,中国就决定抗战,但高宗武却向当局提出这样的建议:

事态至今。若一步错误、全东亚之破灭.殆为必然。当此非常时期,对日最后折冲之责.请任之宗武。宗武当以热诚,说服近卫,借近卫之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之线为转折点,使日军由华北全部撤退,以救中国.并防止亚洲之破灭,在此一举!

这是很苦口婆心的如意算盘。这个算盘的打法,是基于近卫首相的“政治力量”,这是很悲惨的预计,当我们读到后来发表的“近卫手记”,我们真要为一切没有枪杆的“热诚”者叹气了!

高宗武采取行动

据龚德柏《汪兆铭降敌卖国秘史》记录,高宗武的建议提出后,“汪兆铭对高宗武之言即表赞同之意,蒋委员长则对高之建议既不赞成.也不反对.高宗武遂采取行动。”
“采取行动”的时间,就是七月三十一日。高宗武透过的关键人物是吴震修。吴震修留学日本,当时是南京中国银行分行经理、南京银行公会理事长、扶轮社南京分社干事长,有点势力。当时他住南京江苏路四十三号,隔邻的四十七号住的就是日本的西义显,两人过从甚密。三十一日下午,高宗武把西义显约到吴震修家,此后经过,龚德柏根据西义显《悲剧之证人》等书,浓缩如下:

三十一日下午召西义显至吴震修家.告以高宗武向蒋汪之建议,请西义显赴大连,借满铁总裁松冈洋右之力,策动近卫,请其发动政治力量,以救东亚之危机。
西义显于(八月)十日子晨会见松冈洋右,说明来意。松冈默然听其报告后,大声斥曰:“你真多事!”松冈说明他的意见,谓现在大势已去,无法挽回。

 但是最后,松冈还是叫西义显试试看——

松冈给了西义显一笔巨款和一封很长的介绍函.使赴东京见近卫。但他见近卫之日.上海(八一三)全面战争已起,故吴震修、高宗武、西义显等的谋和计划,已无从谈起了。

和平的幻梦自此完全破灭。但在没破灭之前,从高宗武到胡适.都努力力挽狂澜,要造一件奇迹。胡适本人,把这个奇迹的达成,完全冀望在高宗武身上.他在痴痴地等。胡适八月一日日记:

今早六点五十分,蒋先生召集一个扩大纪念周,听说他报告的是中央军与飞机何以不上去的说明等事。
今天高君无报告。
与Fichex吃饭,同座者有一位Dr.Abegg,是记者。


这—天,日本飞机已经在郑州上空开始扰乱,局势是一天比—天紧了。八月二口,胡适记下他“要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细则:

寄梅先生约吃午饭。
回寓见蒋先生约谈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主旨为大战之前要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
一、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二、日本财政有基本因难,有和平希望。
三、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标:
一、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恢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二、彻底调整今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
步骤应分两步:
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
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在日本飞机猛炸南口的暴行里,胡适还在做这种“谋五十年之和平”的好梦.这真是标准的“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了!

战中求和

十六年前,王世杰对姚从吾和我回忆说:庐山谈话会,胡适抵达的下午,王世杰陪他去见蒋委员长,胡适表示;北方军人说政府不管他们了,他主战,以战争支援北方军人。胡适为一个工友题字,也提“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等主战字句。不料庐山谈话会以后,胡适又不主战了。胡适写了一封信给蒋委员长.请王世杰代转,王世杰拒绝.并写了一封信反问胡适,说他立场前后矛盾。胡适死前—个月,特别将王世杰给他的信,做了一份抄本.还给王世杰留存。王世杰又说胡适当时极力想劝蒋委员长避免对日本全面作战,他曾有书面意见托汪精卫转交。
王世杰所指的信或书面意见,内容自是胡适八月二日日记所包括的意思。

在卢沟桥事变前两年,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胡适先生有过一封信给王世杰,表示他基本立场:

老实说.……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十年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做战场.一切文化做鲁文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必须虽处处败而处处战。此外别无作战之法。今日最好笑的.是政府诸公甘心抛弃北方,无天天装饰南京,好像南京是没有危险似的。此种气象真使全国人都感觉难受。总而言之,今日当前大问题只有两个:(一)我们如可以得着十年的喘息时间,我们应该不顾一切谋得十年的喘息时间;(二)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息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做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这封信足以说明胡适和战立场的关键:能屈辱以求喘息,则应屈辱以求喘息;屈辱喘息而不可得,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去“乱战”一通,从“长期苦痛里”寻找“翻身的机会”。
胡适的理智与冷静,使他相信:“国家今日之雏形,……不可轻易毁坏。”“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应该以实力谈和,而个是以实力真打,因为打起来,“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胡适的理智与冷静,又使他相信,这样的大战一打起来,真正受苦受难的是两国人民、“中国化为焦土又岂是日本之福吗?”——他在为东京《日本评论》写“敬告日本国民”时候,就提出这句反问。可是,日本人怎么听呢?连他这篇敬告,杂志的编者都要吓得大删特删,才敢登出,日本军阀的一意孤行,己使大战一发不可收拾——
八月十三日 全面抗战开始。
八月十八日 蒋委员长发表《告抗战将士第二书》,宣布持久战消耗战决策,以抵制日本速战速决的策略。
八月二十一日 日本侵吴淞。
八月二十二日 日本侵浏河、杨林口。
八月二十三日 日本侵张垣。
八月二十四日 日本登陆吴淞。南口失陷。
八月二十五日 日本封锁上海至汕头中国海岸。
八月二十七日 国军退出张家口及居庸关。
八月三十日 政府明今征集国民兵。
九月二日 国军歼灭吴淞沿岸日军。
九月五日 日本宣布扩大封锁中国海岸线。
九月七日 政府派胡适赴美、蒋百里赴德意.说明日本侵略实况。


冒险也有其用处

九月七日政府发布的胡适去美国消息,幕后有段曲折。据王世杰回忆:八一三以后.蒋委员长对他说,我们现在国际宣传工作非常重要,想找适之到欧洲和美国走一趟。于是王世杰找胡适,谈了两三晚,胡适却不肯,胡适表示:“战争已经发生,我不愿意在这时候离开南京,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王世杰没法,抬出傅斯年劝驾。最后,傅斯年将胡适说服.胡适同意出国。王世杰说:“胡先生在战争发生前.希望避免战争,战争一发生、他则坚决表示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这件事是我永远不能忘的。”这段回忆,使我想起艾森豪写邱吉尔,艾森豪说邱吉尔在讨论过程里,总是固执己见,一再提出自己的方案,不肯罢休;可是—旦通过了别人的方案,邱吉尔就全力以赴,一意执行。
九月七日胡适日记:

晚上高宗武、程沧波为我们饯行。
听广播,知上海美国商人甚怨Secrtary Hull召回美侨的谈话,责备甚多。


九月八日,他在日记里,对“和平努力”做了最后留影:

九点半到英大使馆访B1ackburn参赞,谈时局。他说英国海军太弱,在中国海上只有四只巡洋舰,其中Capetoron被困在长江,Suffolk搁浅受损伤,只余两只船.有何力量。
关于英美关系,他是不信美国对远东有积极办法的,
见Byale秘书,小谈。
十点半到铁道部官舍,见精卫先生,他正在国防会议,嘱我小待。待至十一点半他才散会。谈次,我劝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
十二点到高宗武家.只我们二人同饭,久谈。我也劝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我说,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做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


在这天日记里,胡适已明显的表示他是”未免过虑”了,他没想到从七月七日到九月七日两个月中,中国军队“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他有点觉得他“太小心”了,因为“冒险也有其用处”。这种表示,是长考以后冒险表示比来的“谋国”新态度,
但在另一方面,可怜的高宗武却还“和”劲十足。从而演变成“高宗武路线”,从而差点被日本人毒死,从而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四日毅然出走,脱离汪精卫,脱离了宦海生涯。
在当年的主战派证精卫、转而主和,进行和议的时候,胡适已做了驻美大使,他从纽约打给汪精卫一封密电,全文是:

铁如兄亲译,请转汪院长: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月的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是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适。

可是,—切都太迟了。电报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到的时候,汪精卫已在头一天电报代日“艳”(二十九日)发表了“艳电”。
艳电发表后—年,高宗武大梦后觉,逃到香港。高宗武出走后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四年九个月后,日本投降——在满目疮痍中投降,中国在满目疮痍中,做了胜利者。
永定河的河水照旧流着,卢沟桥的狮子,每只都长了八岁。
中国终于胜利。上距卢沟桥事变,已经八年;上距九一八事变,已经十四年;上距甲午战争,已经五十一年。五十一年来,中国人民受尽了阻碍、中国人民受尽了艰苦,中国人民在流血、流泪、流汗,中国人民在衰老、衰弱、衰竭,但中国人民在战——正面的战、迂回的战、公开的战、潜伏的战、和平的战、火爆的战,不论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或是泪尽胡尘的遗民,不论是手拿锄头的农夫.或是苦口婆心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在战。战到八年以后、战到十四年以后,战到五十一年以后,看到国土的重光。
胡适在死前四个月,在重光以后的台湾,写下丁尼生(Tennyson)的诗句:“去努力、去追求、去寻找,——永不退却、不屈伏。”在避免战争的和平中,他曾“去努力、去追求、去寻找”;在放弃和平的战争中,他曾‘永不退却、不屈伏”。
如今,中国先一代的爱国者,人已苍老、人已死去.但他们的努力、追求、寻找,他们的永不退却,不屈伏,却是我们的碑记。我们怀念他们,向永定河水、向卢沟桥狮、向千千万万为战争和平而牺牲的死魂灵,一同赞美与涕泪——中国的爱国者永生,由于他们,中国不再屈辱,中国使东方有了落日。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
《中国时报》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六——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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