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我的独生女儿李文(Hedy Lee)生在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生在美国纽约。她的降世,是偶然的,因为尚勤去美国时,局面已是分手,不料去了不久,来电说有了小孩,就这样的,李文生在美国,我阴错阳差地变成美国人的爸爸。
  李文两岁后回到台湾,那时我正处境恶劣,进出警备总部,几无宁日,李文就暂住台北外婆家。后来改住台北三姑(我三姊)家、六姑(我大妹)家、台中姥姥(我母亲,是李文的祖母,因为随着姊妹们的小孩一起叫,所以一直叫姥姥)家。一九七○年我被国民党政府在台北软禁时,李文就一直随姥姥住在台中。一九七一年我被国民党政府下狱,在狱五年八个月期间,李文随姥姥一度赴美,住四姑(我四姊)等家,后来住不下去了,再回台湾。一九七六年冬天我出狱后,李文才正式跟我住。换算起来,李文在十二岁以前,跟我住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一星期。一九七九年春天,李文再去美国,一直到目前,还在美国公民中。
  我对李文的最大亏欠是我一生麻烦,使她不能跟我住,不能好好教育她;我对李文的最大恩德的我始终坚壁清野,使她念美国学校,不念三民主义,不受国民党教育的污染。在我坐牢期间,我曾写给李文许多信,权作函授,这本《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就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八十封信,在目录上只有七十四封,因为一、二、三六、四三、六五、六六都收有主题接近的两封。它们写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两年间。这两年间,我都独居在景美军法处看守所第八房,牢坐得比较清静,因为坐得久了,累积的参考书也比较多,当时看守所辅导官是政工干校出身的冯音汝少校,他为了使“囚情稳定”,在书刊进口方面,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不少优遇;在寄出信件的字数和检查方面,也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一些方便,虽然是责任使然,但在出入之间,既不像其他辅导官那样政工干,想来还是该感谢他的。
  在我写的信中,为了增加趣味和理解,我尽量酌配插图,这些插图都是从书上割下来的。牢中没有剪刀或刀片,我把破皮鞋中的钢片抽出来,在水泥台上磨出锋口,用来切割,与刀片无异。冯音汝少校有一次奇怪我为什么能把图片割得那么整齐,我说我神通广大,他也没再追问。回想这些写信往事,实在恍然如昨。
  雷震出狱时告诉我,他在牢里写的所有文字,在出狱前夕都给辅导官偷走了,这一惨痛印象,使我知道我无法在牢里畅所欲写;监狱里的班长王鸿礼上士也跟我做过手势:他拿了一枝笔,做写字姿势;然后把笔放下,一再摇手。……我知道我写了也白写,带一出来。所以五年八个月中,我看书极多、写作极少,比较用心写的一点东西,现在想来,主要还是这些有趣的信件。如今把它们集合成书,倒也不无纪念的意义。
  临文之末,我想到印度革命家尼赫鲁(Nehru)。尼赫鲁在做政治犯时候,曾为独生女儿——后来的甘地夫人(Mrs. Gandhi)——写过简明的世界史,就是一九四二年印出的“Glimpses of World History”;也写过许多信,就是一九四五年印出的“Letters from a Father to His Daughter”。由于英国的言论自由比较宽,所以纵是狱中寄书,也来得令人痛快。对比起来,在国民党的牢中,一切就都不成格局。这本《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可算是不成格局中的一些破格出局的例外。——世之有感于父女之情、忧患之书者,必将啼笑以视斯文。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