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整个不合理的观念对抗

  一九八七年,台湾《读书人》杂志评选台湾十大作家时,李敖名列榜首。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在台湾杂文作家中,他是一位锋芒毕露、才华横溢的思想家,一位独立特行、著述甚丰、赢得了众多读者的作家。他对台湾当局专制主义批评最激烈,对达官贵人腐败贪婪痛斥最无情,对传统文化弊端抨击最尖锐,对国民心态弱点剖析最彻底。总之,他与整个不合理的观念和制度对抗。在艺术风格上,他比任何一位杂文家更富有个性特色:学识丰富,文辞锋利,嬉笑怒骂,旁征博引,学贯中西,惊世骇俗,以一种完全决绝的精神,揭露真相,抨击时政,燃起一把又一把的野火,朝野上下无不注目。因之,他累遭厄运,一再入狱。一九八二年出狱时,他写了一篇短文《空中文化飞人》说:“我的行业比较特殊,有人说我是作家,有人说我是历史家、思想家,或者什么家,其实我自己却觉得,与其说什么家,不如说我是‘文化空中飞人’。”因为他“满腹经纶,一身傲骨,艺高人胆大,在警察国家中,每月开夺命飞车,做拼命三郎,虎口捋须,太岁头上动土,用文化之笔,四面树敌,八面威风。”
  
   李敖(1935- ),原籍山东潍县,生于哈尔滨。小时随家迁居北京,在京读完小学后,一九四八年转至上海读中学,一九四九年随父赴台,入读台中一中,一九五四年考入台大法律系,后又转读台大历史系,于一九五九年毕业,后任职台大历史研究所,兼任《文星》杂志主编。一九六二年在《文星》发表大量杂文、论文,其中《老年人和棒子》引起轩然大波,一九六三年出版第一部文集《传统下的独白》,被认为是“棒打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而引起一场关于中西文化的激战。一九六五年,因撰文批评台湾当局,《文星》被封。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一九六七年四月,以“妨害公务”罪被提诉,一九七一年三月被捕,至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出狱。出狱后,在《中国时报》撰写专栏,陆续出版《独白下的传统》、《李敖文存》、《李敖文存二集》,一九八○年出版《李敖全集》(六册)。一九八一年八月,再次被捕入狱,次年二月出狱。
李敖极其勤奋著述,即使在狱中亦笔耕不止,每月出版一册《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一九八二年出版《李敖的情诗》、《李敖的情书》、《李敖的情话》,一九八三年出版《李敖全集》第七、八册,一九八四年陆续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和《万岁评论》等。除了杂文之外,李敖还有《胡适研究》、《胡适评传》以及编著《要把金针度与人——二百种中国古典名著导读》等。李敖在一九九三年说他写的书有一百三十多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台湾当局查禁。

   李敖的杂文,是真正意义上的杂文。不仅内容庞杂,形式也繁杂。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历史、人物、爱情、婚姻、生死、生活各个领域,有札记、随笔、书信、传记、日记、评论、杂感各种体裁,应有尽有。风格和笔法也随内容主题不同而变化,或辛辣锋利,或幽默诙谐,或谈笑风生,或情意绵绵,或讽刺挖苦,或各种手法兼而有之。

   他从“用暴力维持政权,一党专政,特务横行,基本人权没保障”等十二方面,揭露台湾“独霸政权”,并指出“有历史眼光的人们必然会从时代的趋向,去观察一切反动的政权和独裁者,然后为他们的悲剧命运描绘死亡的景象。”显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民主趋向》);他从人的阶级本质分析蒋介石,出身于“奸商世家”,也以此道“俨然成了‘中国领袖’,下场却是老子所预言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最后被他通吃了的中国大陆又被他通吐了出来,不能顺守,扫地出门,最后连茴香(回乡)豆都不得吃,完蛋在孤岛台湾来”(《蒋介石的时间表》)。这种分析和预见,也被他所言中。他人历史分析,认定“国民党喜欢搞暗杀,源远流长。”他一面反独裁,一面倡导民主。他认为真民主就是要“容纳反对的意见”,测量民主程度如何,“就是看它有没有‘开玩笑的自由’,有没有把民主信仰化、生活化、普遍化”(《开玩笑的自由》)。但他的批评又常常得罪许多人,引起朝野反对,例如,他批评“现今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在集体逃避现实”,“没有勇气、滑头,对很多畸形的现象不敢批评”,他们的著述和言论,属于“个人特殊的心得及见解真是少得可怜”,但是他们可以凭借几页稿纸“卖一辈子”,“参加一百次座谈会”(《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

   李敖曾说“我一生的计划是想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做出结论”。可是,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的各类确实是太多了,太复杂了,这不是他一个人能完成的。可是,他也以一个历史家的胆识和思想家的敏锐,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文化及人类各种观念作出清理与评价,并闪耀出思想和哲理的光彩。他不但把一党独霸的台湾社会揭露得淋漓尽致,使得要了解台湾,就要读李敖。而且他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甘地到希特勒众多历史人物的清理与评价也独具见解。例如,他认为人们尊崇孔夫子为“万世师表”是不够的,“孔夫子其实是伟大的学生”,因为他既能“不耻下问”,又能“当仁不让于师”,所以,他也是“万世生表”(《万世生表》);他认为诸葛亮写《出师表》,“我们只看到他明谏之切,却没有看到他隐痛之深”。他的隐痛,乃是他所支持的,竟是不能成大局的、不成材的阿斗,所以,“他在这种认识下鞠躬尽瘁,当然是很痛苦的”(《我为什么战斗性隐居?》);他认为“慈禧是中国人的耻辱”(《满人为患》);他认为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人中,最了解世界动向而又把这种动向反映到祖国来的人”(《思想不变,配革命吗?》)等等。

   至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也常常和柏杨一样,表现出一种以偏概全而加以否定的片面观点,对于西方文化则又主张全盘接受,说“要西化,就优缺点一起要”(《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不过,他在《独白下的传统》一书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例如,他认为在中国特立独行很难,因为“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置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夭,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劫”。此外,李敖谈情论性一类的杂文,包括《李敖的情诗》、《李敖的情书》、《李敖的情话》等,则又表现情深意挚、认真负责,一点也不玩世的。台湾有位论者指出:“我相信,五十年、百年后,待文坛上所有的恩怨及人事纠纷都消失了,能流传下来的文字,李敖会是其中之一。”①

① 戴小华:《李敖访谈录》,《台港文学选刊》1993年第8期。

(节选自张振金《中国当代散文史》.-人民文学出版,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