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与北大

--------------------------------------------------------------------------------

余杰

  当我对今日的北大产生一种彻头彻尾的失望的时候,当我发现北大多元的声音正逐步遭受“统一的思想”压迫的时候,当我觉得绝大多数正在北大读书和教书的的人都不配作为“北大人”的时候,我在彼岸的台湾发现了一位真正的“北大人”——李敖。李敖没有在“地理”的北大里念过书,但李敖却属于“精神”的北大。他在文章里很少提及北大,但是他的每个字都显示了他与北大血缘上的亲近。李敖无论从家学、从师承,还是从个人的风度气质、从坎坷的人生经历等若干方面,都堪称20世纪下半叶北大精神最杰出、最全面、最彻底的传人。
  李敖的父亲是北大的毕业生。李敖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1920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周德伟、陈雪屏。”(《李敖回忆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1月出版。)正是北大的出身,李敖的父亲李鼎彝出生入死,在抗战期间受吴焕章之命,出任伪“太原禁烟局局长”,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正是北大的从出身,李鼎彝与黑暗的中国现实格格不入,一生郁郁不得志,最后累死在中学的讲台上。父亲对李敖的影响虽然没有多少学术上的,更多的却是人格上的。不媚上、不傲下、不低三下四、不委屈求全,导致了李鼎彝一生的悲剧,却也成就了他让人景仰的品格。李鼎彝去世的时候,台北有两千人来参加他的公祭,而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在父亲的葬礼上,李敖坚持改革传统的仪式,“当众一滴眼泪也不调,真有我老子的老师所写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味道”。李敖因此背上了“不孝”的恶名。后来,还流传着一种可笑的说法:“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对此,李敖的老师、也是北大毕业的历史学家姚从吾反驳说:“我知道李敖的父亲是我们北大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思想比较容忍、开通。李敖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他也不算是北大毕业的了!”好一个掷地有声的回答——真的“北大人”与真的“北大人”之间,心灵是相通的。
  李敖先后就读于台大法律系和历史系。虽然他对台大的教育评价不高,80年代有人问他如何安排大学四年的生活,他回答说:“假设我是80年代的大学生,如何安排这四年,不如假设我魂归那50年代的大学生,如何挖掉那四年!……我觉得学校是一个斫丧性灵的地方,对愈有天才的人,斫丧得愈厉害。”(《李敖快意恩仇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1月出版。)但是,实际上,在台大的学习生涯对他以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台大是白色恐怖下台湾自由主义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堡垒。
  进入50年代,两岸的中国人同时陷入专制主义的泥沼,在血雨腥风中连呻吟的声音都很少有机会发出来。大陆的北大经过批判胡适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以及伤筋动骨的院系调整,早已经丧失了当年的独立品格和自由精神。秉承着当年北大的流风余韵的老北大人纷纷遭到严厉的整肃,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氛围下,连蔡元培校长当年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也被当作“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而遭受围剿和批判。在凄风冷雨中,北大精神在北大凋零了。在这一个世纪里,前50年的北大更多的是骄傲,而后50年的北大更多的是耻辱。幸运的是,在彼岸的台大,北大精神得到了薪火相传。台大的第一任校长傅斯年,是当年五四运动的先锋。尽管他在位的时间不长,但却为台大打下了深刻的精神烙印。在所谓的“堪乱时代”,台大师生一直就走在社会的最前面,直面独裁者,直面枪林弹雨,百折不挠,百炼成钢。而李敖正是他们中最优秀的分子。
  鲁迅先生在《我观北大》一文中概括北大的校格时说:“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很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更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松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上的冠冕话。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如果先生知道今日北大这两大精神的日渐淡漠乃至于全面沦丧,先生该是怎样地伤心呢?如果先生知道北大的精神在一个小小的孤岛上得以传承,先生又该是怎样地高兴呢?前半个世纪北大的精神主要体现在鲁迅先生的身上,而后半个世纪北大的精神则主要体现在李敖的身上。鲁迅与李敖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人灵魂的两个高峰。
  对青年李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几个人,几乎都是北大出身——如胡适、殷海光、姚从吾等人。胡适是李敖一生最尊重的学者之一。早在北平念小学的时候,李敖就接触了胡适的著作。当他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给胡适写信之后,胡适很快就回了热情洋溢的信,胡适以一双锐眼发现了这个年轻的天才。在李敖经济困窘的时刻,胡适及时送上了一千元钱,帮助他度过难关。此后,李敖与胡适之间有较多的往来,胡适比李敖大44岁,可以说长了他两代,可是胡适把李敖当作朋友来看待,他们成了一对忘年交。不轻易称赞人的李敖对胡适赞美多批评少,他指出:“在五四人物中,我认为胡适是头脑比较清楚的,在肯定个人价值与英美式民主方面,他更是显得头脑出众。胡适忧虑五四以后思想自由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左右‘双杀’,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地特别强调他一贯的个人主义的重要。”作为启蒙运动的先行者,胡适是本世纪中国青年最伟大的导师之一,他是真正掏出心来对待学生的。我读历史学家罗尔纲的回忆录《师门琐忆》时,胡适的人格依然让我如坐春风。同样也是胡适学生的姚从吾说,胡适待李敖如同待罗尔纲。罗尔纲是胡适最心爱也是最得意的弟子,看来李敖也是胡适最欣赏的“私淑弟子”了。
  1990年,胡适百年诞辰,李敖为《民生报》写了《胡适百年孤寂》一文。胡适生前很喜欢清代学者李恕谷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在不朽”,对此李敖评论说:“胡适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热闹的,但他死后,他的朋友却犹大者天下皆是也,幸亏有我这种‘士’来不断从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偿其所愿。……胡适‘交友’是失败的,但‘求士’却没有看走眼,我的确是最清楚他的一个人,每看到别人的‘胡说’,我就哑然失笑。如今胡适百年孤寂,我千山独行,自念天下事不可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为。”李敖法眼观世,所见皆一针见血。当年在政治压力下,连胡适的儿子以及弟子罗尔纲等人也如泼妇骂街一般痛骂胡适。而李敖却一直将胡适思想中最珍贵的部分薪火相传。其实,胡适与李敖的性格相差十万八千里,胡适温文尔雅,李敖匪气十足;胡适主张宽恕,李敖坚决不宽恕;胡适为文如一泉清水缓缓而流,李敖为文如大江东去一泄千里。但是,他们两人在骨子里是一样的,都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都是为了中国的进步、中国的自由和中国的民主而终身奋斗的勇者。胡适的“勇”是内敛的,棉里藏针的;李敖的“勇”是外向的,锋芒毕露的。他们从两个角度发挥了北大的真精神。
  胡适之后,在台湾继承了自由主义衣钵的是殷海光。李敖说过:“我在台大时,所佩服的在台湾的前辈人物,只是胡适、殷海光而已。”在做人方面,殷海光对李敖的影响更大,李敖在接受美国《花花公子》杂志访问时说:“做人方面,殷海光比较能够维持自我,愈来愈进步。”两人初次在台大文学院见面时,恰好姚从吾走过。殷海光叫住姚从吾,指着李敖说:“此一代奇才也!”姚从吾立刻回答说:“你们两个都是奇才!”与其说他们两人是“奇才”,不如说他们都是“斗士”,是民主和自由的斗士。在弹丸的孤岛上,特务林立,文网严密。特务的数量超过了明朝的锦衣卫,文网的残酷超过的清代的文字狱。晚年的殷海光被台大停课、被出版社和报纸杂志封杀,又患上了癌症。就在这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殷海光的弟子们都纷纷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们昔日无比尊重的老师,只有李敖挺身而出,拿出自己的稿费将殷海光送进医院,使得殷海光的生命得以延长两年之久。这种师生之情,充沛着浩然正气,让人肃然起敬。
  李敖说自己是“大陆型”的知识分子,然而“大陆对我来说,也是‘江湖寥落尔安归’的局面”。由此可见,他所指的“大陆”,乃是一种精神的旨归。李敖在回忆录结束的地方这样说:“我最佩服唐三藏西天取经,他偷渡出关,直奔昆仑之西,面对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在这种气氛里孤军奋斗,真是中国第一豪杰。生错了时代、弄错了地方,使我这西天取经的人物,沦落东海布道,并且布得天怒人怨。但是,我还是中国第一豪杰,我一点也不怀忧丧志。”这段话使我想起了当年北大的文科学长陈独秀。晚年的陈独秀流落四川江津,可谓众叛亲离——不见容于共产党,不见容于国民党,也不见容于托派组织。就在如此困境中,他依然豪情万丈,声称要把一生的理念从头推倒、重新树立。他不向任何一方低头,不向任何一方妥协,以一个人的力量面对三大政治势力的压迫和打击。在北大人中,陈独秀是与李敖最相似的一位了。他们两人是最具有“大陆”性格的知识分子。我想,所谓的“大陆型”的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也就是具有“北大精神”的北大人。今日的北大,正在快速地丧失精神、丧失校格、丧失胸襟和丧失气魄。而李敖在海峡彼岸,虽然年已花甲,依然雄风犹在,居然又出来竞选总统。李敖竞选总统,仅仅是让那些丑恶的政客们难受。李敖为人为文,如同鲁迅所说,并不企望光明的来临,只是与黑暗捣乱,让黑暗不能心安理得地黑暗下去罢了。他从老蒋开始骂起,骂到小蒋,一直骂到李登辉、连战等“当红人物”。他痛骂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连战,为了吃一顿饭而让几百名警察站岗放哨,浪费了纳税人无数的金钱,简直就是一只大寄生虫。他着眼于维护公众的利益,尤其是维护弱者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他骂的是黑暗的代表或者被黑暗吞没的人,他骂的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和“强者”——在一个畸形的社会里,成功和强大都是依靠不择手段而获得的。他就像眼中钉一样,让这些人物又恨又怕;他又像钟馗,让小鬼见了他都绕着走。在台湾,李敖是唯一“想骂谁就骂谁”的作家。他评论千秋万代,吞吐日月,比之当们年观沧海的魏武,有过之而无不及。北大之“大”,在他的身上表现得犹为明显。
  五四运动之后,以北大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倡导走向民间、走向底层。不过口号多而实践少,理论家多而力行者少。这是五四精神迅速退潮的重要原因之一。有鉴于此,李敖仰天大笑出门去,到处与“蓬蒿人”为友,以老百姓的疾苦为己之疾苦,将书斋与民间打通,将学界与底层融合,乃生出别一番境界、别一番天地。李敖曾经与殷海光谈论《自由中国》的缺陷,认为《自由中国》所谈的,是知识分子的、上层的、纵贯线上的台湾,在知识分子以外、在上层以外、在纵贯线上以外,对乡土台湾、对苦难老百姓的生活,谈的不够。李敖曾经亲自到所谓的“军中乐园”去调查,发现有的妓女每天被迫接客50次,只分到一点点钱,这叫什么“人间天堂”?她们这样悲惨的生活,什么主义、什么人统治她们,都一样。如果能够改善她们的生活,即使做了亡国奴,她们也心甘情愿。李敖反问殷海光:“我亲眼看到她们接客50次后老鸨们放鞭炮庆祝的景象,她们的痛苦,你殷海光等高级知识分子可曾知道?”殷海光听了以后为之动容,他承认自己不了解乡土台湾,不了解苦难老百姓的生活。在谈到妓女们卖身的“动机”时,李敖说:“可能为了救她的母亲,可能为了救她的女儿,可能为了救她的丈夫。‘国家’对不起这些苦难的人,这些人是宁愿做亡国奴的——只要她们能摆脱悲惨的命运!”在李敖看来,个人的命运、个人的尊严,永远被放置在第一位。“爱国”是从爱每个苦难中的国民开始的。
  与李敖的身体力行相对照,今日的北大已经日益变成一个孤岛——外在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教授和学生们抱着强烈的“精英”意识,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中国、能够拯救大众。然而,他们却不知道中国究竟是什么模样、大众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理想写在书本上,他们玩弄着刚刚从西方舶来的花里胡梢的新潮理论。他们说,有这些“锐利”的武器就够了。他们的知识在膨胀,他们的人格却在萎缩;他们的思维很敏锐,他们的精神却很苍白。墙里秋千墙外道,他们在大观园里,何尝知道外面发生了些什么?而他们振振有辞地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我们在做大学问呢!我不知道他们最后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学问来。
  在单向度的、冷漠的、体制化、科层化的北大里,我一边回想五四的辉煌,一边阅读李敖的文字。在温热的历史和冷峻的现实之间,我寻找着慰藉,也寻找着方向。我把李敖当作我的师兄,只有他才配得上是我的师兄。北大产生不了李敖,这是北大的悲哀,同时也是李敖的骄傲。而我,在这北大的悲哀与李敖的骄傲之间,彷徨于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