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英雄年華──讀李敖小說《上山‧上山‧愛》
◎楊照

 李敖老了。雖然他外表上看起來比實際年紀小二十歲,雖然他還精力旺盛活躍得很;雖然他的言論、行為比許多比他年輕的人都更生猛,不過李敖真的老了。
李敖老了最重要的跡象在於他繼續活在一個已經逝去的時代裡,繼續用那個時代的條件來回應週遭的事件與情緒。李敖所習慣的那個時代,有一個龐大的威權,壟斷了所有的真理權力。那個時代的那個威權思考的模式,第一是我們之間如果存在差異,如果你和我不一樣,那就必定我對你錯,我絕對對你絕對錯,沒有大家各有道理、不對不錯的空間。所以那個時代的那個威權不和人家辯論,它的基本發言姿態是宣告、是斷定。只有肯定不對不錯空間存在的前提,才有辯論開展的可能性。那個時代的那個威權思考模式的第二個特色是,凡事都有單一標準可以訂出個高下來,而且人生活動最重要的核心,就在評定、爭取這高下。大家只能你推我擠搶在這套量尺前的高下位置,卻不能不許去質疑量尺本身的存在合理性。
 李敖屬於那個時代。他的英雄形象、英雄地位來自於在那個時代成功地對抗、反叛了那個權威。他能夠成功,除了他的智慧、他的博學、他的狡獪之外,不能忽略地是他套襲權威模式將之翻轉過來,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的策略,他以雄辯以數量驚人的文件,持之以恆地論証權威是虛偽的權威是錯的,李敖自己絕對地對、不同意他的就絕對的錯。他以強硬的態度宣告,只有李敖是最好、最了不起的,其他不同於他反對他的,都是二流以下的。
 李敖以他自己的單一標準來對抗他討厭的國民黨的單一標準。他習慣以這套單一標準來衡量一切,他擺脫不了這樣的習慣。即使在國民黨已然轉型、權威的單一標準已然崩潰的新時代裡,李敖依然用是不是反抗、是不是反對來衡量這個世界上的言論與行為的價值,渾然不覺要反對反抗、值得誓死反對反抗的那個敵人已經不存在了。
 時代在變,李敖不變。於是李敖不變的姿態與言論,就在時代的推移下,被賦予了和以前完全不一樣的意義,在這個社會裡扮演起完全不一樣的角色。
 《上山‧上山‧愛》書中有一段這樣的話:

 「……做為知識分子,他的形式上的條件,就是為反對而反對,…任何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他在形式上的條件必須是反對形態的、批評形態的、異議形態的、你說東我就說西形態的。因為他們深刻知道:在尋求真理、維持真理的過程中,對這種一面倒表示反對、批評、異議、你東我西,更重要。…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他必須以不隨波逐流為職業、以不諂媚權貴為職業、以不與當道合作合拍子為職業。他的職業就是反對反對反對反對反對……」

 李敖當然自認為是「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他想必也知道他這種「第一流知識分子」的理想,其實不是中國傳統下的產物。中國傳統下的知識分子理想,從孔子開始就設下了一個深層的矛盾,知識分子一方面不滿意現狀,另一方面卻又要設想、追求一種完美秩序。在這套完美秩序裡,既然一切都完美,也就取消了反對的空間與反對的可能。換句話說,知識分子不能只是反對,他們一邊反對一邊卻要矛盾地致力建立一個沒有反對、不容反對的理想國度。
 最明顯的例子正就是孔子。他不斷宣揚教化要收拾春秋時代的亂象,回歸到周初的封建秩序裡。他對齊景公解釋他的夢想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都按照封建理想規劃中範定的去做,自然就會天下太平。然而孔子卻忽略了一個大問題,如果真的都照周初封建安排那樣「君君臣臣」了,那孔子自己和他那一大堆弟子們哪裡有位子呢?原本封建秩序裡哪有空間讓人家可以把貴族教育教材內容,拿來「有教無類」傳授給不屬貴族出身的人呢?封建秩序裡又哪有一種角色,專靠教學生為業,靠知識與學生而可以週遊列國發揮影響力的?
 孔子自己不屬於他想要實現的那個復古理想國,這是多麼矛盾多麼諷刺的事!當然我們可以替孔子設想開脫,他與弟子們也許只是過渡性的角色,他們作中介工具來召回周初理想社會,等這個夢想實現了,他們也就「各復其位」,回去作低級貴族、作農夫、作工匠,不再需要存在「儒者」這樣一股勢力了。
 這樣的設想,就使得儒(或士或知識分子)成為過渡性的、工具性的。而且他們的任務正在追求自我的取消。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大的緊箍咒。
 在中國,「為反對而反對」是可以拿來指責人的話。理直氣壯地罵人家「為反對而反對」,背後的預設是知識分子必須有建設性,必須提出正面的答案,不能只是質疑只是反對。從罵人「為反對而反對」,再下一步就產生強大的壓力要求知識分子去尋求可以帶來正面解決的權力,也就是和既有體制、現狀和解妥協,換來可以行使影響力的位子。所以中國式的知識分子,永遠沒辦法真正特立獨行,永遠與他們應該要批判應該要對抗的體制又離又即、糾纏不清。
 在過去的那個時代裡,李敖了不起的地位,就在他棄絕了這套中國知識分子的兩難掙扎,他就是要「為反對而反對」,他就是不給正面答案,他就是不上當不去「實踐理想」,他只攻擊攻擊再攻擊。
 李敖認知中的「第一流知識分子」使命,就是一再騷擾這個社會。這種立場最接近希臘蘇格拉底的「牛虻」(gadfly)說法。「牛虻」無所事事飛來飛去,唯一發揮的作用就是讓人不安。有些人受不了「牛虻」,恨不得除之而後快,沒有人喜歡牛虻,可是一個群體一個社會卻不能缺少「牛虻」。
 因為群體、社會容易發展出自我催眠自我欺瞞的機制,一個安穩、大家都可以睡得很好的群體、社會,幾乎無可避免是盲目的。「牛虻」讓大家不安,也就是逼大家睜開眼睛來看待現實。
 然而李敖目前的困境,就在他依然在攻擊依然在批評,可是這個社會卻不再把它看作「牛虻」,沒有人再覺得被他和他的言論騷擾。李敖還是李敖,然而會被李敖冒犯,因為李敖其人其言而感到不安的,卻越來越少了。
 李敖在這個時代依然受到注目,依然擁有高知名度高曝光率,是因為有越來越多人覺得他很有趣。李敖不再騷擾(disturb),李敖提供另類娛樂(entertain)。
 為什麼會這樣?這真的不是李敖的問題,李敖一直還是李敖,只是時代更易了、社會改變了。現在的李敖最像塞萬提斯筆下的唐吉訶得,他心目中的萬惡魔鬼在別人看來是一座座巨大卻無害的風車了。
 李敖其實也自覺到自己由一個異議騷擾分子轉型成為偏激娛樂角色的轉變。他偏激依舊,然而他的偏激引來的不再是憤怒或忌諱,而是看熱鬧的莞爾笑容。
 《上山‧上山‧愛》雖然是李敖的第二本小說,不過在性質、主題上,這本小說和前面那本《北京法源寺》卻大異其趣。《上山‧上山‧愛》真正承接延續的是《李敖回憶錄》以及《李敖快意恩仇錄》。《上山‧上山‧愛》主角雖然主角不叫李敖而叫萬劫,不過從他的經歷到他的遭遇到他的性格,徹頭徹尾就是李敖的翻版。甚至連小說中部份情節梗概,都在李敖的回憶錄當中出現過。
 換句話說,《上山‧上山‧愛》其實是用小說的形式,來寫李敖認為應該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偉大情史。回憶錄的寫作,讓李敖過了自吹自擂的癮,然而回憶錄的形式,畢竟還是限制了李敖只能去寫真正發生過的事,然而真正發生了的事,不管再怎麼戲劇性再怎麼英雄,到底還是跟李敖心中賦予的自我形象,有一段差距。
 《上山‧上山‧愛》裡的萬劫,是英雄時代李敖的理想化身。李敖藉著寫萬劫,不只可以不斷把自己帶回那個一逝不復返的英雄時光中,更可以修改真實英雄歷史中不夠完美的過程。所以《上山‧上山‧愛》呈現了李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身影,呈現了李敖心目中的理想愛情過程,也呈現了李敖心目中的理想男女性關係。
 說老實話,李敖鋪陳的理想女性、愛情過程,乃至於男女性關係,並沒有什麼特別深奧或特別美麗或特別高妙之處。他的理想女性沒什麼自我個性、他追求的愛情過程短暫而造作、他能享受的性關係完全是男性中心、征服本位的,這些東西對經常浸淫在日劇豐富的愛情細膩質地的新台灣社會來說,實在沒什麼了不起的吸引力。
 不過倒也不能就這樣論斷《上山‧上山‧愛》除了滿足李敖的自戀癖外,便一無可取。《上山‧上山‧愛》最有趣、最迷人的地方,既不在李敖「大頭」的表演,也不在他「小頭」的征服,而在「大頭」為「小頭」服務,以雄辯知識內容來作為調情材料的這段過程。
 《上山‧上山‧愛》寫得最好的部份,就是調情。甚至可以說,《上山‧上山‧愛》中所有的內容,都是調情的工具與調情的內容。李敖在這本小說裡,把他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反叛、所有的英雄行為,恣意地搬出來,作為一步步引誘少女和他上床作愛的釣餌。故事裡三十年前與葉葇的關係是這樣,三十年後與君君的關係也是這樣。
 小說裡的萬劫,如果換個角度看的話,就像隻發情中的公雞,急於展示自己最美麗的每一根羽毛,一方面用睥睨敵人的方式爭取女性的注意,另一方面必要時也不惜採用悲劇性的手段攻擊比他強悍許多的對手,不願在女性面前露出可以被懷疑其英雄氣概的任何破綻。
 我們很少看到寫調情寫到這麼淋漓盡致的小說。我們也很少看到這麼耐心拖長調情過程的小說。我們更沒讀過用這麼多奇說怪論,不斷的辯談來調情的小說。
而且藏在冗長調情主題背後的,是兩層李敖不見得願意同意的弔詭。一層弔詭在於,如果看穿了英雄氣概原來只是調情的手段,那麼不只是英雄氣概失去了自主存在的價值,更進一步表面上看到的征服,其實反而是男性費盡苦心、用盡力氣才去求得的成績。真正的主動選擇權,原來還是在女性手中,只是女性也願意在這個過程裡與那個不斷誇炫的男性雙簧互動,演出一齣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假戲罷了。因為有著潛藏的那份逆轉弔詭,才使得《上山‧上山‧愛》那麼明白的大男人主義得到了修正,不再讓人那麼受不了。
 第二層弔詭則是,英雄氣概只是調情用的,於是小說裡那些了不起的言論,也就不再了不起,而是還原成為一段段誇張、偏激的娛樂。它們失去了現實裡的挑釁銳利,失去了對一般讀者生活干擾的相關性,它們只是故事裡萬劫與葉葇、萬劫與君君的愛情元素,我們旁觀的角度看著、笑著、享受著。
 萬劫就只是那個故事裡的主角。我們不再感受到他的言論與我們有什麼直接關係。對《上山‧上山‧愛》的讀者而言,萬劫是個成功的調情者,卻不像是李敖曾經扮演過那種教人家應該做什麼、怎麼做的導師角色。
 雖然李敖自信,也希望大家相信《上山‧上山‧愛》又是一本曠世巨著,是一本可以睥睨取代一切其他小說的經典,不過事實是,《上山‧上山‧愛》只在「愛情小說」、尤其是「調情小說」這個文類上,以耍嘴皮來調情的特別寫法,作出了特別的貢獻。它鑲嵌在文學史的一個小小角落,發散著自己的獨特光芒。

附:夜讀筆記
◎蔡逸君

 幾波寒流,正好為窩在暖被裡讀書給了正當理由。熬夜看完《文字的故事》,內心也跟著熱了起來。這樣精采的讀本,比小說更入勝,比議論更發皇,比詩更抒情,壓在腦袋下一夜充實好眠。(雖有廣告嫌疑,但書真的很棒,讀者可以去買來看,看完不滿意,我負責退錢)「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伸手指頭去指……」的確如此,任何一個時代總有那命名人,賦與事物新的意義,而寫作者正是以文字不斷擴充文學領域的命名人。小小的一個村莊馬康多,被馬奎斯以《百年孤寂》命名留下來了,不單留下了外觀,它巨細靡遺的把時間及其歷程也留下來了。文字可以單純作為一種溝通的工具,但它也能超出預期,負載更多更巨量的人類心靈軌跡。
 事物的興衰本是時間轉輪前進的必然,而寫作者以文字書寫,為有形無形的一切留下印記,證明它的曾經,我們也才有了一本本豐厚的文學創作。
 本期精選小說三家:蘇偉貞的〈日曆日曆掛在牆壁〉以文字構建時間的地圖,將不同時空的板塊陳置,黏合成飄移的內心歷史;張國立〈飛行的DNA〉以想像的技藝,寫都市中年男人的怨嘆,在百無聊賴中呈現新奇;嚴歌苓〈老人魚〉描繪人物歷歷如在眼前,祖孫情誼熱切動人。
 以「情書書寫」為主題的專輯【情書愛讀本】,邀請了十位青壯作家結合可樂王的繪圖,創作了一對戀人從相遇到絕交的十段感情的歷程,似愛情的秘密私語,有甜蜜歡欣,有相思哀愁。
 楊照和郭冠英的文章,寫李敖其書其人,是除李敖本人之外少數「能寫敢寫」李敖,有力度有性情。
 「台灣新文學史」第十五章,寫到了我們回首可望的年代,追尋前輩先行者(那些時代的命名人),讓我們文學的腳步更加堅定。
 另外刊出的是台北文學獎「街道書寫」得獎作品小輯,校稿閱讀之際,新聞正報導怪手拆除吳興街老社區老街路的消息,對照小輯裡兩篇關於吳興街的作品,令人覺得時間在在的壓迫之感,似乎「存在」的一切都有可能在一夕之間「消失」,慶幸文字的書寫把它留下來了。
 這是我們的時代命名人給事物的意義,也希望這些豐厚的文學讀本,能給讀者在春寒之際添加溫暖的柴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