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文星」殞落的軌跡追溯「文星」殞落的軌跡

文雅琪


當五十年代開始的反共文學還如火如荼地盛行時,民國46年11月5日「文星」雜誌誕生。「文星」雜誌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壓制下創刊,以月刊方式繼續刊行到民國54年12月,共刊行98期。當時為避免惹上無謂的干擾,所以起初的「文星」風格相當保守而樸實的。它雖然不是道地的文藝刊物,但曾經刊登現代詩、文學評論及藝術評論,而且陸續刊行以文學為主要的「文學叢刊」,對六十年代台灣文學的影響很大。「文星」標榜是「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雜誌。其實是極端注重西化,故在李敖先生任主編後,更是以反傳統為職志,而這反傳統有極濃厚的反國民黨的意識存在。所以在發行98期後,被處以停刊處分。之後於75年9月1日復刊。可惜兩年後,再度停刊。至此,終於「星」沉大海,失去蹤影。從創刊到停刊,復刊到二次停刊,「文星」雜誌總共出了120期,曾兩次改版,社長一直由蕭孟能先生擔任。從「文星」的誕生到殞落,個人將針對其如何在戒嚴時期發出不同於官方的聲音,後來又是如何在解嚴後不敵社會情勢而消失,之間的軌跡分為三期來分析。第一期從民國46年到50年﹝1期─54期﹞,第二期民國51年到54年﹝55─98期﹞,第三期則是從75年到77年﹝99─120期﹞。


一、前期
「文星」的發刊宗旨與目的,在創刊號代發刊詞「不按牌理出牌」一文中已明確的指出了。首先「文星」的性質就如封面所給的副標題所言:「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期望青年人能從這本期刊中獲得綜合性知識,不管在生活、文學、藝術上都能有所涉獵。而「文星」的目的則在於「啟發智慧,供給新知,盡力於中國新文化的建立」,其編輯團隊創立此刊的精神所在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然而觀察此期間的「文星」雜誌,卻如李敖在他的回憶錄所言:它雖然標榜「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號召「不按牌理出牌」。但事實上,它的表現卻可憐得很,在「思想」上的表現尤其可憐。大體上說,它是非常「按牌理出牌」的 ﹝168﹞。
不可諱言的,「文星」介紹了西方的思潮,將西方的想法與做法介紹給讀者。然而若去檢視所標榜的「不按牌理出牌」,則令人失望不少。每次出刊,僅是介紹西方的哲學家、思想家,甚至是西方的科學,根本無法從中感受到編輯群所說的「不按牌理出牌」。大致上,「文星」雜誌只是「呈現」,未做消化吸收的動作,無怪乎,李敖稱其「非常按牌理出牌」。唯一露出曙光的該是幾期後新闢的「群言堂」。在這個發表言論的天地,可發現許多讀者對當時時事的批評與看法。這些看法是大膽、批判性極高的。但此種做法果然在戒嚴時期遭到壓力,實施17期後﹝第25期﹞停止。而停止的理由也只是在25期開頁裡,編者的一句話帶過。「『群言堂』暫時停止,將以更嚴肅的態度盡我們的言責」﹝1﹞。

從中不難察覺,其背後的政治現實壓力與編者的屈服。
就在「群言堂」停止的同時,「文星」調整了雜誌的性質。從原來的「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改為「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這種改變傳達了兩個訊息。一是「文星」加強了「思想的」比重,另一則是「文學的」削弱。大致而言,在前期的「文星」,闢有一空間是給「地平線詩選」,即台灣詩人的專屬空間,但到第25期之後,就沒有此天地了。編者認為將「文學」化合於藝術與生活中,而加強「思想的」比重,這樣性質表現更明朗﹝《文星》25
(1959):1-2﹞。然而,這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是有其負面影響的。所以彭瑞金批評「文星」對文學運動的貢獻,「似用鋼索把人吊起來,遠離地面,凌空決戰,熱鬧一場罷了」﹝131﹞。他的批評不無道理,但不能因此苛責「文星」對台灣文學的貢獻不大。畢竟它在創刊時,就不是以文學為主軸。而且在之後的期卷,仍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收錄。只是文學的比重已不如從前了。


二、中期
將「文星」55期定為「文星」發展的中期開始是其來有自的。「文星」從55期起正式擴大篇幅,而且由李敖主編。其內容與以往大不相同。比較第一期和第55期的目錄﹝表一﹞,可發現這本雜誌的走向已有大幅度的改變。
﹝表一﹞
第一期 \ 第五十五期
永遠奔向戰爭的海明威 \ 高本漢介紹
美國文學一瞥 \ 中西文化問題與胡適
藝術欣賞:樂之在「得」 \「五四」運動紀念
今日貝多芬─西比留斯 \ 婦女與性觀念
漫話人造衛星 \ 其他論述與雜文
地平線詩選 \ 文藝
文星畫頁 \ 文星畫頁
若說前期的「文星」雜誌著重於西方文化思潮的介紹,則中期的「文星」則強調對當時的社會現狀的人文關懷。值得一提的是,擴大篇幅,越來越多樣化的「文星」雜誌,仍保留最早期的「文星畫頁」,也持續刊登一些台灣文學家的詩與小說,如余光中、王鼎鈞等人的作品。
在李敖的主編下,此期間的「文星」,確切符合了創刊時標榜的「不按牌理出牌」的精神。其膽大的言論批評,受到當局的矚目與注意,相對地也受到很多攻擊與陷害。例如在83期「文星」上,蕭孟能受到壓力,登出「內政部來函」,函中要求「嗣後注意改進」,不要攻擊醫師法及「肆意攻擊民意代表及整個輿論界」﹝李敖,171﹞。在「文星」雜誌中期,常見這種意見上的攻防戰。若有人表達某種意見,則下一期就會欣賞到另一種不同的意見。因此,讀者閱讀的焦點已不再是西方思潮,而是對當時時事的評斷。一般而言,在戒嚴時期,能如此無畏地批評時事,尤其是反國民黨專政,「文星」確實是不同凡響。在「文星」73期余光中為慶祝「文星」雜誌六週年所寫的「迎七年之癢」中稱讚「文星」:文星是勇敢的,它不按牌理出牌,而且,只要看準了,往往全部show
hand,決不逃避﹝4﹞。相信,當時的「文星」雖非發展台灣文學的大功臣,卻是反映不同於官方意見的最佳「異言堂」。
終於,在民國54年12月「文星」被強制停刊了。其原因可從98期﹝最後一期﹞中見端倪。在98期,「文星」雜誌社發表了一篇「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以謝然之先生的作風為例」。此篇文章支持李敖的看法,認為司法與軍隊本該超出黨派,尤其是出版品根本不需要呈「中央黨部」審核認可。更批評謝然之箝制人民言論自由,強烈表達「我們唾棄他」﹝2﹞的意見。在當時而言,這般激烈的言論震撼文壇,也因而受到停刊一年的處分。隔年,仍不准復刊。一直等了20年,在民國75年9月1日,在解嚴後開放的社會氣象中復刊了。至此「文星」雜誌歷經了最初的平淡到耀眼的中期,再到黯淡。復刊後的「文星」,信心勃勃地企圖再現光芒。
三、後期
在眾人盼望下,「文星」復刊了。在復刊賀詞中不難發現許多人期待「文星」雜誌仍能扮演傳達思想文化的角色。張忠棟在賀詞中道:隨著社會的工商化與物質化,我們顯然比十幾年前更需要一本富有人文氣息與浪漫精神的刊物。深信「文星」的復刊必能為此間的思想文化注入一股及時的清流﹝11﹞。可見,「文星」的復刊是被寄予眾望的。復刊後的「文星」仍朝多元化的發展。其主要內容分為事件評析、封面故事、時事評論、思想、文學、音樂、美術與影劇等項目。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電影影劇話題的加入,它與社會變遷是有很大關係的。當時,正值電影事業蓬勃發展的時候,「文星」也應社會需求,加入討論的行列,但是雖然當時軍教愛國片充斥,卻不是「文星」評論的題材。「文星」不改初衷地試圖將西方電影戲劇發展與理論介紹給國人,提供讀者不同的觀點與眼界。
然而復刊兩年後,民國77年「文星」仍宣告停刊。民國55年停刊,是因政治現實被迫的。而77年的停刊,卻是因社會現實的考量。社長蕭孟能在「停刊詞」嘆說:
財務的沉重負擔,個人的年紀和健康,都是促進停刊的一些因素。但重要的是,還是在泛政治意識高漲的今天,社會上對長遠性的文化思想問題寄以深切關懷的人,似乎越來越少;知識青年的品味已普遍變質,整個社會的走向,與我們一向所懷抱的理想,好像距離越來越遠,這些才是像「文星」這樣一份雜誌,難以繼續的真正原因。﹝《文星120
(1988): 1﹞社會的改變,像把利劍,將許多人的夢想給謀殺了。最初的「文星」,甚至於復
刊的「文星」都是意氣風發、滿腹理想抱負的,但都敵不過現實而被扼殺了。英雄是時代創造出來的,「文星」的編輯群是「不按牌理出牌」的英雄,努力實踐理想,其復刊也是因壯志未酬,想重新來過。然而,時代也是能把英雄摧毀。時代不同了,在一個資訊發達媒體普及的時代,雜誌已非唯一獲得知識的途徑,可想見雜誌經營的艱辛與不易。當理想與現實衝突時,於是乎,「文星」決定停刊,星殞光滅。
總而言之,在追溯「文星」起起落落的過程中,發現雜誌是跟隨社會的脈動而跳動的。時事產生評論,評論改造社會,這也是「文星」一直努力去做,也很成功的地方。雖然「文星」停刊了,但它的殞落是自然的,表示它的時代性任務已經完成。必定又有另一顆星,逐漸綻放其光芒,為不同的時代任務努力。


參考書目
《文星》第一期到第一百二十期 (1957年11月到1988年6月)
李敖。《李敖回憶錄》,台北:李敖出版社,1999。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99。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高雄:春暉,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