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与《文星》杂志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反动独裁统治,在政治上极力维护所谓“中华民国”的“法统”地位,不断叫嚣“反攻大陆”。所谓“法统”,也就是统治的正统性,表明国民党才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合法”继承者,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只不过是“叛乱”,国民党要随时准备“反攻大陆”,剿灭“叛乱”。凡是与国民党持不同意见的、可能危及国民党统治的言论和行为,都被认定为“有违反共基本国策”,将受到严厉镇压。与此相配套,国民党在文化上极力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自居,诬称中国共产党毁灭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国民党才是中华文化的正统传承者。他们一方面在社会上大肆提倡“四维八德”等封建道德思想,一次次大搞所谓“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另一方面则利用自己所拥的政治优势,大办国民党党营文化事业,在新闻、出版、文化等领域形成国民党“党天下”的局面。无论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出版,一切涉及文化的领域,几乎都是国民党的天下。“党义书籍充斥书肆,反共八股满天飞”是当时台湾文化的真实写照。

然而,伴随着大量的美国经济援助,西方思想、西方文化也源源不断地涌入台湾,深入到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尤其对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台湾知识分子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痛恨保守、刻板的反共八股文化,力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求新的出路。而台湾经济的不断恢复、稳定和发展,也造就了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不满现状,要求分享权力,但受到国民党的压制,内心空虚、苦闷,在思想意识上有着强烈的反传统观念。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这两股力量结合在一起,在 50 、 60 年代的台湾社会逐渐形成了向台湾当局官方意识形态挑战的强大势力,最终以“中西文化论战”的方式表现出来。其中的代表就是李敖和《文星》杂志。

《文星》杂志是肖孟能夫妇于 1957 年 11 月 15 日创办的一份以学术文化为主的综合性月刊。在其创办的前 4 年,内容四平八稳,书卷气较浓,与社会生活很少联系,在台湾社会上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但从 1961 年开始,由于李敖的文章在《文星》大量出现,《文星》的风格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标榜的“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急剧转变为“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月刊,影响也迅速扩大,成为 60 年代台湾“中西文化论战”的主要阵地。

李敖,吉林省扶余县人, 1935 年 4 月 25 日出生于哈尔滨。一年之后随家迁入北京,曾就读于北京市立第四中学和上海市缉规中学。他的父亲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受家传影响,李敖从小聪慧,喜好读书、买书、藏书。 1949 年 14 岁时随家迁往台湾,跳班考入省立台中一中读初中二年级,在学校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历史和哲学书籍。

从中学时代起,李敖就表现出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强烈的社会批判性格。在高中一年级时,就曾在《学生》杂志上发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的文章。因不满台湾的教育制度,李敖在高三只读了十来天后即申请退学,在家自学。 1954 年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读了一年后又自动休学,然后再考入台大历史系。在台大历史系学习期间,李敖基本上没怎么上课,主要是凭兴趣自己广泛阅读。大学毕业后,服了一年半兵役,然后于 1961 年考入台大历史研究所。

李敖在性格上具有很强的反传统特点。 20 岁时,父亲病故,在达官贵人、亲朋好友举行的盛大送葬仪式上,他“不磕头、不燃纸、不流一滴眼泪”,“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我往矣'的勇敢”。他才思敏捷,学富五车,尤其精通中国历史典籍和哲学,文采出众,是台湾现代最著名的杂文家,自称“中国五百年来写杂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从 1961 年开始,《文星》杂志大量发表李敖的文章。这些文章以其独特的风格和酣畅淋漓的文字,嬉笑怒骂,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国人性格中的保守、迂腐、过时的弊端和国民党的反共八股文化,充分展现了李敖“愤世嫉俗”处世作风,在当时台湾社会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也使《文星》杂志声誉雀起,销路大增。

1962 年 2 月 14 日,胡适去世。李敖在此前后在《文星》杂志发表了“播种者胡适”和“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两篇文章,声称要“使人看清胡适的真面目”,重塑胡适的自由主义形象。李敖认为,虽然人们都在捧胡适,但根本不了解胡适。胡适是“永不停息追求真理的国中第一人”,对现代中国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民主宪政”以及科学发展都作出过很大贡献。但胡适在学术上是“开倒车”,其所倡导的学术考证和辨伪把文史学风带到“迂腐不堪的境地”;胡适虽然力主“全盘西化”,但仍然“太保守、太旧式”,就是这样一个胡适,仍不为世人所容,实在是“中国社会的悲哀”;应该超越胡适,继续前进。在这些文章中,李敖的真实用意在于通过重新认识胡适,大力倡导胡适主张的“全盘西化论”。

基于“全盘西化”的思想,李敖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以中国民族传统与文化正统继承者自居的国民党。从 1962 年 11 月起,李敖在《文星》杂志上连续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我要继续给人看病”、“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等文章,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鼓吹“全盘西化”。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保守性、狭隘性直接产生了中国人落后的群体意识,而作为这种群体意识上的物质载体,中国人普遍具有 11 种病:一是盲目排外的“义和团病”,二是夸大狂的“中胜于西病”,三是热衷比附的“古已有之病”,四是充满谎言的“中土流传病”,五是小心眼的“不得已病”,六是善为巧饰的“酸葡萄病”,七是最具蛊惑人心作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八是浅薄的“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九是意识空虚的“挟外自重病”,十是梦呓狂的“大团圆病”,十一是虚矫的“超越前进病”。他认为,既然想得到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噪的)大腿舞和摇摆而来的疯狂”;主张要“一剪剪掉传统的脐带,而向那些现代化国家直接地学、亦步亦趋地学、维妙维肖地学”,“除了死心塌地地学洋鬼子外,其它一切都是不切实际的。”

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李敖进而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国民党腐败的官僚体制和专制独裁统治,把思想文化层次的反思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联系起来。他在《文星》杂志上陆续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传统下的独白”等文章,说国民党是“挂羊头,卖狗肉,而且狗肉也是当作羊肉贩给别人吃,自己吃美援”;那些满口“四维八德”、言必孔孟朱子的人,其实并不真正信奉中国文化,个个都是物质上的崇洋媚外者,都是一群伪君子。“政府”天天喊选贤任能,却“无合理的投票法”;提倡“不必藏于己”,但“屯积居奇的奸商比谁都多”。他甚至说“你们老了,打过这场仗,赢过、输过,又丢下这场仗”,要求“大老爷别来绊脚,把路让开”,公开向国民党的统治权威挑战,要国民党下台。李敖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一些国民党要人和社会名流,包括张其昀、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任卓宜、郑学稼、钱穆、牟宗三等,在台湾社会造成了极大的震动。

对李敖来势凶猛的批判,胡秋原、任卓家、郑学稼等被点名者自觉声誉、人格受到极大羞辱,于是也撰写文章,在《文星》杂志上进行反击,由此展开了一场热闹的大论战。其中以李敖和胡秋原之间的论战最为激烈。

胡秋原是我国三、四十年代的著名作家,时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在李敖“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一文中被指为“超越前进病”的代表人物。他在 1962 年 12 月出版的《文星》杂志上发表长达 6 万字的长文,指李敖是“西化青年的标本”,“嬉笑怒骂不成文章”,“如全国青年皆为李敖,我承认中国无望”,他并用极带情绪的字眼怒斥李敖是“小军阀”、“文化废人”,文风是“骷髅恣态”,带有“维辛斯基口气”。而李敖也不甘示弱,大揭胡秋原的老底,称他 1934 年曾参加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后又到苏联避难,发表过大量亲苏文章,到台后却见风使舵,大写“秋原式抗俄文字”。而胡秋原也挖李敖三代,称李敖是“土匪后代”、“汉奸儿子”,中学时代与共产党员的教师严侨过从甚密,因而也有“匪谍嫌疑”。

双方都大扣帽子,恶言相向,胡秋原并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向法院控告李敖和《文星》杂志犯有“诬陷罪、诽谤罪”,把文化争论闹成了官司。

对李敖攻击国民党的文章,台湾当局早就怀恨在心,在李、胡论战中,国民党一直暗中支持胡秋原。 1965 年 10 月,李敖在《文星》杂志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公开批评国民党压制言论。国民党认定李敖和《文星》的文章已对国民党的统治“法统”构成威胁,于是在 1965 年 12 月对《文星》杂志处以停刊一年的处罚,一年以后,又以“不宜复刊”为由实际上勒令《文星》无限期停刊。 1967 年,台湾“高等法院”下令对李敖进行侦办,以“防害公务”的罪名提起公诉。 1971 年 3 月,李敖被捕入狱,在软禁一年之后, 1972 年 2 月以“叛乱罪”被判刑 10 年,后改判 8 年。

一场中西文化论战最后被台湾当局的高压政策压制下去。李敖深邃的思辩能力和极富激情的文字、嬉笑怒骂的文风,对台湾当时广大不满现状的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敖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无情抨击无疑具有进步的意义,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端入木三分的批判,也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李敖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以偏概全,全然不顾其积极的一面,则走到了物极必反的极端,具有浓重的文化虚无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