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中的男人--哭同窗魏廷朝
謝聰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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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窗」是「同學」的日本名稱。魏廷朝不但是我在台大的法律學系的同學,而且是兩次坐政治監獄的鐵窗朋友。鐵窗誤我三十年,對魏廷朝來說卻是誤他終生。
  我遇到魏廷朝是在大一國文課。法學院的大一課程是在校總區上課,能力分班,一個禮拜三次。我們是同一班,老師是屈萬里教授,一位詩經專家。我問他:為什麼他的名字是顛倒「朝廷」,他告訴我,父親是小學教員,在日本軍國主義統治下獨懷憂憤,遂以「廷朝」命名,縱橫顛倒寫出宿怨,這和楊逵以「資崩」命名其子以待資本主義崩潰是同樣道理。但是「祖國」來台以後,愛鄉志士反而在二二八事變和白色恐怖中慘遭殘殺、鎮壓,他也感到天下無道而幻滅,遂中風臥病在床,一家人住在日式宿舍的地板上。我在暑假之時,曾經到桃園埔心國小,在他家裡住了一個晚上,傾聽他父親訴說他的時代。

  他的日文極佳,台大圖書館充滿日文書籍,我在街上買到一本英文世界政治思想家文集,除了盧梭、洛克等著作以外還有共產主義宣言,我們討論一些自由主義的思想,然後談到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和知識分子的反對。他帶我到哲學系圖書室,管理員是一位秀麗的小姐,非常親切。書架上陳列各思想家的著作和入門介紹,我們經常閱讀經典之作,談論個人領悟,建立一生的友誼。

  我們討論二次大戰前台灣文化協會的草根運動,軍國主義的興起掐死在台灣萌芽的民主思想。他告訴我,他因此反對蔣經國在台灣推動的「反共救國團」,高中二年級,他就讀成功中學,拒絕參加救國團,遂被學校退學。校長是潘振球,蔣經國的核心幹部,他是以同等學歷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他的正直、勇敢和堅定受到敬重,他每日晨跑一小時,鍛鍊了鋼鐵般的體格,他的歌聲低沉而有力,我們稱他「男人中的男人」。

  大一結束,學生可以轉系,他告訴我法律系索然無趣,他要轉到歷史系。我告訴他,法律是現實社會戰鬥的武器,也是透視社會體系的工具,我不贊成埋在四書堆中,尋求古人的行蹤。日本有一位文學家寫了一本「走出象牙之塔」,我引用這句話說,我們要走出象牙之塔,在十字路口摸索,他遂留在法律系。

  他是長子,父親長期臥病,他必須承擔一家生活,他常常擔任小學代課教員,矯正學生的「國語」發音,引導學生唱歌。他說小學教員的工作培養他平易近人的性格,我想到二次大戰前台灣民主啟蒙運動的許多地方領導人是小學教員。我曾經在菲律賓訪問游擊隊,發現隊長是小學教員。國民黨統治台灣,嚴密控制師範教育,反對運動難於大量吸收小學教員參與,應是台灣民主運動不能突破困境的一個原因。

  他因研究日本而以戰後日本和平憲法作為論文題材,而我則深感國民黨政府蹂躪人權,遏止台灣民主化,故以「現行法律所保障的人身自由」為題目,我們都選年輕的憲法教授劉慶瑞為論文指導教授,我曾經兩度陪友人到軍人監獄探看政治犯,我認為這是台灣的恥辱,法律系圖書館訂購日本法律雜誌,刊載日本學者對戰前日本政府鎮壓言論和思想自由的批判。我也援引自然法的原理廣泛檢討現行法律違憲,劉教授向我透露他喜愛文學,因在新生副刊投稿而引起援用寫實主義的左翼團體圍攻。後來這些左翼學生竟神秘失蹤,被情治機關逮捕,感嘆「能夠倖免的沒有幾個人。」

  劉慶瑞教授是彭明敏教授的同學,也是李登輝總統在千葉高射砲學校受訓的期生,他敘述日本覆亡,中國內戰的社會變動和個人際會,以及如何建造憲政體制的構想。

  畢業以後,我考進政大研究所,繼續研究。魏廷朝接受預官訓練,到金門服役。許多退伍的同學出國深造。他認為富貴難求,從其所好,遂到中央研究院近代歷史研究所工作。

  我到陸軍官校擔任政治學講師,意外遇到孫立人將軍的舊部屬。有一位出身清華大學與美國軍校的退伍軍官向我表示,願意擔任台灣的拉法耶,拉法耶是法國軍人,投入美國大革命,為美國獨立革命立功,他希望我引見台灣的領導人。在白色恐怖中,我實在找不到一位有膽有識的領導人,於是我返回台北,請教彭明敏教授,彭教授勸我離開鳳山,軍事政變不是我們的專長,我們所能出力的是思想的啟蒙工作,於是我想到出版小冊子鼓吹民主運動。

  我返回台北以後,魏廷朝帶我向被特務監視中的殷海光教授請教,殷教授向我們介紹海耶克與卡爾‧波帕的著作,以自由主義反抗極權統治,殷教授被編造暗殺蔣介石的罪名,近視眼極深的胡學古竟被誣指為槍手判刑,而殷教授則被軟禁。殷教授問我,延平北路的夜景是否熱鬧?他似乎認為經濟繁榮可促進台灣自由化。

  我在研究所讀過卡爾‧波帕的「開放社會」。書中的註解精彩,我經常引用一句「阻力最小的原則」。我向彭教授提到散發小冊子啟蒙人民的思想最能突破封閉的社會,於是我寫了一篇長文送給彭教授。彭教授認為太長了,我刪去大部分論說,簡化以後,請文辭優美的魏廷朝過目,魏廷朝建議題目可為「台灣自救運動宣言」,我介紹魏廷朝給彭教授。我們竟因一篇未發表的文章而入獄,開始漫長鐵窗生活。

  我在監獄中遇到許多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他們慘遭拷問、羅織罪名、過著煎熬的日子,我認識了人間地獄的真相。我決擔任人權運動的志工,我們又有一項共同的興趣,搜集政治受難人的資料,出獄以後,我在台北遇到為彭明敏教授帶來家書的國際特赦協會秘書長恩耐爾斯,開始我們的拯救政治犯工作。名作家李敖也投入人權運動,使我想起了十九世紀末期法國德萊佛事件(Dreyfus Affair)中的左拉。可是我們竟二度被捕,罪名是爆炸美國機關。特務把國際特赦協會的人權工作視為美國CIA的陰謀,製造一連串美國機關爆炸事件讓國際友人啼笑皆非。我在華府遇到前美國新聞處處長唐培禮。我對他說,非常抱歉,我想不到我被編造的罪名是『爆炸台南美國新聞處』。他回答,我也抱歉我們的圖書館被爆炸,許多學生斷手斷腳,又害你們去坐牢。可憐極權政府統治下的人民只有聽統治者擺佈,無可奈何。

  我被釘上腳鐐,軍事檢察官要求極刑,在走廊上遇到他,只能學金聖嘆語聊以解嘲:「砍頭最是苦事,不意於無意中得之」。但是蔣介石逝世,我們發回更審,又減刑三分之一。魏廷朝早我一年出獄。我出獄時,他已結婚,在中壢定居。我外有哨兵監視,內有政治犯家屬騷擾,又體弱多病,遂申請出國。他在美麗島雜誌社擔任編輯,寧願三度坐牢。立志為自由鬥士,聞群眾吶喊聲,不可能退縮。他三度判刑,前兩次減刑亦被撤銷,一共坐牢十七年三個月。他的精神,他的思想和他的作為都是民主運動的模範。

  我在海外提倡非暴力運動、組黨回台,我要求恢復被選舉權,在立法院通過。從此我兩度當選立委,提案通過政治受難人復權條例和補償條例。非暴力運動與革命團體結怨,補償條例觸怒情治機關。我三度競選時竟遭革命團體和情治機關聯手阻撓。他出獄後赴日本大阪法政大學講授中國文學,為投入許信良回台運動而辭去教職。後來夫婦參選立委,遂與許家對頭,而且負債累累。他繼續人權義工,每月又為清償利息奔走,竟在晨跑中猝死,無緣度過千禧年。

  我在人間地獄的潮濕而陰暗的牢房中生活十餘年,嚐盡精神的折磨和人身的侮辱,出獄後又看盡統治者幫閑的嘴臉和黑白相逼,以為眼淚早已乾涸。廷朝猝逝,知心難尋,想到他的遭遇和理想,我嚐到孤立無援的悲涼滋味,淚水又奪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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