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的小老弟王晓波1983年谈李敖 (16千字)
发信人:一剑穿过忧伤
时 间:2003-4-11 22: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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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仍然是圓的--給李敖的最後諍言 王曉波


六月號和七月號的「縱橫」出刊後,我和李敖的爭執已引起許多朋友的注意
和關切。在一個「權力即真理」的時代裡,知識份子實在算不得什麼,知識份子
不知自重還要相互攻訐,除了自我作賤外,充其量不過「茶杯裡的風波」而已,
又算得了什麼。所以不管李敖怎麼說,但我個人寧願抱持『寧為人不義,不為我
不仁』的態度。

朋友們的關切,我謝謝,但恕我不再轉述,李敖在我心中自有評價。我自知
微薄,從來不敢高攀而說過「我的朋友李敖之」,是李敖公開的稱與我「私交極
篤」、「道義之交」,而使我受寵若驚的。

任何人在試誤的認知過程中,都難免發生錯誤的,但卻不能有意說謊,也不
能有意的犯上一些互不相干謬誤,否則,那就不是認知,不是追求真理。認知的
討論必須是「就事論事」,「人身攻擊」、「斷章取義」都是不相干的謬誤。在
七月號李敖的信中,就充滿了這些不相干的謬誤。這已離開了認知的討論,我是
不應該答覆的。但是,我有『負責到底』的話在前面,所以,還是不能不作最後
的交代。

誰在吹牛

捕時沒有人敢公開講話,乃是因為當時的政治自由氣氛不如今日,所以李敖自己
也沒替他認識的雷震、張化民、彭明敏、柏楊公開講過話。這些都是事實,但是
,他卻只准自己不公開講話,不准別人不公開講話。他說:

王曉波在這裡,移花接木的把兩種「當時」,故意扭在一起:一個
「當時」是李敖的「當時」,一個「當時」是陳鼓應的「當時」。前者
是「文星」時期,後者是「大學雜誌」時期。雷震出事時我正在做預備
軍官,還輪不到我來講話,那時候殷海光已經及時講了;我在雷震出事
後兩年進入「文星」,那時「政治自由的氣氛」,正如王曉波所說,「
和今天是不能相比的」。當時我的「陰謀」是以「思想掛帥」取代「政
治掛帥」,表面上迂迴過實際政治,骨子 卻挖他們的根,但是最後還
是和實際政治撞在一起,「文星」被封。「文星」雖然被封,但在我四
年的努力裡,究竟還打下了可觀的基礎,這就是後來「大學雜誌」起直
到今天的突破的基礎。所以,「大學雜誌」的「當時」的「政治自由的
氣氛」,已經因雷震、李敖等多年的前仆後繼而變得有所不同了,前後
兩種「當時」,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在這段話裡面,李敖已經開始錯亂和自相矛盾了。

(1)李敖是「文星」的總編輯,蕭家父子手下的紅人;而鼓應只是「大學」
的編委之一,「大學」的大權在陳少廷和張俊宏,俊宏當時任職中央黨部,為什
麼李敖在「文星」不能講的,鼓應在「大學」就可以講呢?

(2)李敖說,是雷震和他打開了臺灣的政治自由氣氛,所以,「大學」可以
講。但據李敖說,雷震被捕後,他在「文星」只能「陰謀」的以「思想掛帥」取
代「政治掛帥」,可見雷震並沒有為李敖爭取到實際的政治自由,否則何必以「
思想掛帥」代替「政治掛帥」?雷震既不能為李敖爭取到實際的政治自由,又如
何為鼓應爭取到了實際的政治自由呢?這豈不是李敖的錯亂嗎?

(3)李敖為了羅織鼓應未能在他被捕時為他講話,竟說:『在我四年的努力
裡,究竟還打下了可觀的基礎,這就是後來「大學雜誌」起直到今天突破的基礎
。』為什麼今天會有臺灣這一點政治自由的突破,這除了黨外人士的奮鬥外,還
涉及臺灣經濟社會的發展,國際形勢的推移,島內外思潮的激盪,甚至包括黨內
權力結構的變動。我一再苦口婆心的勸李敖,不要亂罵人,好好實在的研究一點
真學問,好好寫點文章,就是希望他能具備一點懂這些問題的知識。

苛於責人

李敖還忘記了,他自己說過:

「文星」結束後,我在「文星」出的書大多被禁了,我的「李敖告
別文壇十書」也被搶了(國民黨在裝訂廠搶書之風,始自搶李敖的書)
,所有的報章封殺我、出版社視李敖兩字如蛇蝎、如大痲瘋,所有我當
時所能做的,只有「地下活動」,但求所做出來的有意義,由誰掛名,
已非所計,因此,我編的「羅素選集」,便掛上劉福增之名,我編的「
胡適語粹」,便掛上「段宏俊」之名了。

據我所知,李敖所言屬實,然由此可知,李敖自己都不能享受到他在「文星
」努力四年的成果,而「大學」又如何能夠呢?

李敖還說:

王曉波說「李敖在私下,至少幫過雷、彭和柏陽」,但說我沒為他
們公開講話,這又是倒填事實了:「文星」在「枝條始欲茂」的時候,
就「柯葉自摧折」了,我李敖「老孫沒棒弄了」,那來地盤替人講話?

李敖的這段自辯之辭是平實而合情合理的,但是,要以他批評別人的標準來
批評他自己的話,我們又何嘗不可以說:李敖雖然沒有了刊物,但他為什麼不可
以發傳單?傳單不能發,為什麼不可以貼大字報?為什麼不可以一個人拿個牌子
去示威啊?捨不得犧牲的王曉波在「保釣」時都拿過牌子示威的,男子漢大丈夫
的李敖為什麼不敢?

又如,他說陳鼓應為國民黨中常委張其昀編「中國一週」就是「逢迎」,但
他卻忘記了,是誰替國民黨的中央評議委員蕭同茲的兒子編「文星」?是誰替國
民黨的中常委余紀忠寫專欄?老實說,我不能同意李敖這種「苛於責人而寬於責
己」的作風,而寧願「苛於責己而寬於責人」。

「新希望」的事,我沒有要責備李敖之意,而是提醒他能「將此心比他人」
。「新希望」的檔案資料是我當年提供的,但李敖未能公開聲援,他當時親口告
訴我的原因是,顧忌有煽動學生運動之嫌。當時是沒有人敢碰學生運動和勞工運
動的,實際的情形並沒有李敖講的那麼神乎其神,否則,「文星」何必「思想掛
帥」?

關於張化民有沒有替李敖講話的事,用李敖自己的話說吧--『直到論戰過
後,他(張)才看穿胡秋原,轉而認李敖才是朋友。』我和李敖的不同只是論戰
前後的認定不同。

李敖在七月份的信中,還有許多斷章取義的手法。例如:我說,鼓應沒有『
刻意公開張揚自己「義助」過這個,「義助」過那個』,而被李敖斷章為『刻意
公開張揚自己』。又如,我說:『我相信陳鼓應當時在「權者」面前為李敖講話
,並無要求李敖「蒙此殊寵」之心。』這句話意思很清楚,是我相信鼓應並無要
李敖「蒙此殊寵」之心,而非主觀的相信鼓應在「權者」面前替李敖講話。然而
,李敖卻將之斷章為:『我相信陳鼓應當時在權者面前講話』了,還唉唉呀呀的
說:

接下去就是王曉波的「我相信㊣㊣。唉,小金,王曉波沒有證據,
只有「相信」,「相信」總不是證據吧?他怪我不相信替我講話我就犯
了「推斷」、「想當然耳」的毛病,但他的「相信」不是「推斷」嗎?
不是「想當然耳」嗎?」

陳鼓應應仗義執言

五月號李敖的信說,鼓應在「權者」面前為李敖講過話『全是天方夜譚』。
鼓應究竟有沒有在「權者」面前為李敖講話,李敖當然有權利懷疑,有權利質問
。但他不是懷疑,也不是質問,而是充滿自信的說那『全是天方夜譚』,這是一
個全稱否定的命題,並且還旁生枝節。李敖膽敢使用這種全稱否定命題,他當然
要有充分的調查和查證,否則豈不是信口開河嗎?

李敖曾稱與我『私交極篤』,應知道曉波是一向謹慎而不敢狂妄的人。並且
,我講話的對象是國防部長宋長志,我的一字一句都是煞費斟酌的。何況,我還
斬釘截鐵的說:『我講的只是我所知道的陳鼓應,我願為我的所知所言負責。』
我是準備應付任何情況的。我一向小心謹慎,不敢講沒有根據的話。

李敖那麼有把握說我『全是天方夜譚』,為什麼到七月號又說要我『舉證』
,要『請你們交出事實』呢?既然還有『舉證』和『交出事實』來的餘地,為什
麼在尚未『舉證』和『交出事實』之前,李敖就敢說是『極端武斷的教條主義』
,又是什麼?

李敖開口閉口的「男子漢」、「大丈夫」,但是真理只有是非之別,而無雌
雄之分。要我『舉證』,要我『交出事實』也不難,但李敖必須先聲明,如果我
『舉證』了,『交出事實』了,他要怎麼辦?他是不是嘴巴一抹,『全是天方夜
譚』就不見了?或者「節外生枝」「轉移論點」?

在李敖被捕時,鼓應是如何的關切李敖,和冒不大韙的在「權者」面前替李
敖講話,鼓應六月二日有來信說:

『我聽到李敖被捕的消息,當天便去找吳湘湘老師,還去李敖住的
公寓,但被擋住不得上去。於是我便趕去找齊世英先生,請他設法找東
北籍立委援救。齊老也去為他奔跑了一陣。然後大學雜誌參觀調查局時
,我當眾提出李敖的事來,我曾公開問:『李敖是個文人,何必抓他?
』後來見了中央黨部秘書長(按:當指張寶樹)和最高當局(按:當指
蔣經國總統),也都提過,(但不止是為某一個人)。這些事我一直沒
和人說過,今天說說,也不是為了要李敖領情,只是說明李敖所說不是
事實。』

我之所以知道鼓應在「權者」面前替李敖講過話,是一位見過「鼓應」的「
權者」告訴我的,也不是聽鼓應說的。此外,我還似乎記得聽過「大學」的人講
過,是誰,我忘記了。今天由鼓應自己「招供」,更加具體。引述鼓應來信,並
無其他動機,李敖可以不能!

鼓應所述的人物大都健在,李敖要發現真實,不妨一一求證。希望這次李敖
不要在沒有充分查證的情形下,又來個『全是天方夜譚』才好。

地球仍然是圓的

六月二十六日,鼓應收到六月「縱橫」後,給我打了一個越洋電話。他不願
我為他而揹負李敖的辱罵,要自己答覆李敖。讀書人為私怨罵架,實有失身份,
所以我力主「和為貴」,極力勸阻。這也是我勸李敖不要亂罵人的原因。我不敢
說自己「人大量大」,但連陶百川、費希平都要挨李敖的辱罵,我挨幾句又算得
了什麼。李敖要罵人出氣,罵我好了,我絕不還口,「疾風」、「龍旗」還有一
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濫雜誌不也罵我,我又何嘗還過口。

後來,我又接到鼓應嫂七月十四日的來信。提到關於陳鼓應罵李敖二十年之
事,信上說:

過去,在我們圈子裡,幾乎沒有什麼人談到他。現在就更沒有人談
到他,因為有些來自香港及東南亞各地的朋友,連李敖是誰都不知道,
近來偶爾遇見一些臺灣出來的人,他們便會問起鼓應跟李敖到底怎麼搞
的?(因為好些人根本不知道鼓應跟李敖認識的,看到李敖的文章之後
才知道)鼓應總是笑笑說,都是一些雞毛蒜皮之事。

在專制時代,老百姓還能背地裡罵皇帝,清明一點的時期,甚至還有直刺朝
廷的清議,只有秦始皇『偶語棄市』,而在二十世紀的今天,背地罵李敖都不行
,試問難道李敖要自比秦始皇不成?如果說,李敖是不可批評的,不可忤逆的,
甚至於是不可以不喜歡的,那也是今天臺灣民主陣營中必須打破的神話!

至於說鼓應在美國罵李敖之事,信上也有說明:

去年,陳平景由東京打電話來說李敖要鼓應「不要自相殘殺,要識
大體」。這話聽得我們莫明奇妙,因為,是李敖在談陳鼓應,在罵陳鼓
應,居然好話全由李敖說盡,因為事情實在太忙太多,這種屁事也沒把
它放在心上,但他一直說鼓應罵他,是他的姐夫石錦親口告訴他的,因
此昨天(六月二十五日)上午鼓應查到石錦的電話。給石錦打了個電話
問到底怎麼回事?事情原來是這樣的,有一次杜維明教授和鼓應在學校
餐廳吃飯,石錦也來,石錦問李敖的近況,鼓應說,曾在國關所遇見過
李敖一次,也曾去李敖辦公室找過他,但他不在。故石錦跟李敖通話的
時候,就說起這事,鼓應在國關所見過李敖(但李敖告訴石錦說他沒有
去過國關所)。六月二十五日與石錦查對的結果,石錦承認鼓應並沒有
說「李敖被國民黨收買」的話,你看這麼簡單的事,因為傳說過程的變
化,結果面目全非。

所謂陳鼓應罵李敖的事不過如此,李敖氣量再小,有了鼓應嫂這樣的說明,
也應該能了然了。如果這還不夠,我願意代表鼓應在此向李敖公開道歉--李敖
是不能得罪的,下次再也不敢了。「殺人不過頭點地」,如果這樣還不夠的話,
那就只有隨李敖的便好了。

另外,使我感到欣慰的是,畢竟鼓應還能識大體,有不攪「茶杯裡的風波」
的器度,來信上說:

就鼓應的脾氣來說,李敖的無理攻擊他,他是會還擊的,鼓應接受
你所說的勸告「就是天下人都知道李敖對了,或陳鼓應對了,對整個中
國的前途,政治的民主,又有什麼貢獻?」因此鼓應才沒有寫文章談這
「茶杯裡的風波」。

關於鼓應和鼓應嫂的來信,李敖還不相信,我也願意承認自己『全是天方夜
譚』,但是,伽利略說過:『他們要我說地球是方的,即使我說了,地球仍然是
圓的!』

我的慚愧

我是一個苟全性命於亂世的知識份子,有『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慚愧。我慚
愧自己無力脫李敖於黑獄,更慚愧自己無安邦定國之能而濟斯民於水火。一九七
九年底,我在一篇聲援「北京之春」的文章中說到:

從去年冬天至今,大陸民主運動已經一年了,中國的青年志士們,
他們證實了自己的誓言--「敢把牢房坐滿,把牢底坐穿」,一個個大
無畏的昂首闊步走進革命者大學的監獄,現在又是一年的冬天,不禁令
我想起雪萊的詩句:「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在大陸青年為中國
民族的民主前途展開偉大鬥爭的時刻,我慚愧於自己的無能為力,只有
將此心意遙寄在秦城一號中蒙受苦難的弟兄們。

一九八二年五月,我在耕莘文教院談釣魚臺問題時也說到:

丟掉釣魚臺,是誰該負責?有人說釣魚臺是區區小島,丟掉了,他
們當然用不著負什麼責任。我要講,這是當年所有參與保釣運動者所應
負的責任--我們沒有能力保衛國家領土。到今天為止,我個人仍感覺
到羞愧,只要釣魚臺一天不收回,我個人就覺得是個奇恥大辱。

慚愧可以是人發奮的起始,所以多少年來,我從來不敢懈怠,除了努力於學
術外,多少也為苦難的祖國和民族盡點知識份子的心力,但個人的力量有限,我
也只能量力而為,隨緣盡力,但從不敢自不量力,更不敢輕言犧牲。

古云:『知恥近乎勇。』但李敖是不會

我檢查這麼多年的立身本末,我一直是站在第一線去冒槍林彈雨的
男子漢,支持朋友,打擊敵人;引進光明,驅走黑暗,我為什麼不安呢
?我安得很呢!

以前曾聽師長說過,在大陸上,有不識民主的人對民主人士說:『天下是我
們打下來的,你們要民主,拿槍桿子來拿好了。』中共更有一套「無產階級先鋒
隊」的理論--『老子們是最革命的,誰反對老子們,誰就是反革命。』這種山
大王主義造成了民國以後政治不得走上民主的一個思想背景。

李敖拿來衡量「立身本末」的標準是什麼?不是真理,不是道德,而是「第
一線」,也就是「最革命」。有了「第一線」,有了「最革命」,什麼是真理,
什麼是正義都可以不顧了,因為「我就是真理」、「我就是正義」。

他說:『支持朋友,打擊敵人』,但當一批文化流氓在圍剿陶百川先生時,
李敖也棒上加棍,試問這又是支持了誰,打擊了誰呢?陳鼓應被放逐海外,李敖
就非要雪上加霜再踩一腳不可。再如胡佛、韋政通、柏楊、費希平等人,又有什
麼非罵不可的理由呢?如果這些人都是敵人非打擊不可,那麼請問被李敖支持的
朋友又是誰呢?李敖的年齡已經不小了,總不能再以「童子操刀」自解吧?李敖
自稱「空中飛人」,有朋友說,「空中飛人」是需要「平衡桿」的。難道辱罵就
能成為李敖的「平衡桿」嗎?我仍然誠懇的希望李敖能夠三思。

從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來看,許多仁人志士奮不顧身的犧牲自己,何嘗不是
為了『引進光明,驅逐黑暗』,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了,其中原因除了有許多
主客觀的條件外,最令人浩嘆的就是,革命的山大王主義,不但不能『引進光明
,驅逐黑暗』,反而使一個個革命者成為人民革命的對象。殷鑑不遠,前車可鑑
,一代代過去了,今天李敖又來重蹈這個覆轍,又如何能不令人悚然而驚呢?

如果這山大王主義能成立的話,請問李敖,在一九七八年的選舉時,是鼓應
站在「第一線」,還是李敖站在「第一線」,李敖支援了「第一線」什麼?支援
了「鼓應」什麼?這難道又不是李敖「苛於責人而寬於責己」的雙重標準嗎?如
果李敖還不能自省的話,我又能說什麼呢?

但我還是希望李敖能寬於待人,才能得道多助,不要把自己有限的精力浪費
在罵街的文字上。如果我不能勸服李敖的話,我會感到慚愧的,慚愧自己被李敖
稱為「道義之交」。

最後的諍言

在我的訪問稿中,我說過:『我願為我的所知所言負責。』所以,我不能不
答覆李敖的「全是天方夜譚」。在「女安則為之」中,我再次聲明:『我說過的
話,我一定負覆。

在七月號李敖的信中,我沒想到,他竟然用故意看錯、斷章取義等手法來對
付我。李敖曾經說過,他對一些太下流的文字是『不理不罵』的,除了山大王主
義和另有目的外,人類的道德標準總是以誠實為上流的。

鼓應如何在「權者」面前替他講話,我已經交代了。我應負的言責也負完了
。再扯下去將盡是一些私人恩怨的雞皮蒜事,鼓應和李敖,誰對不起誰,我並無
興趣,我曾向朋友說過:『除了讓人看笑話外,鼓應和李敖即使互罵而死,也不
會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理他幹嘛!』只是知識份子也潑婦罵街,太難看了,又
自恃和李敖還有一點交情,所以,才會出來勸說兩句。我勸鼓應不要去攪「茶杯
裡的風波」,我自己當然不會,這種文章也不是我王曉波該寫的。所以,我宣佈
:李敖再有任何文章,我不再答辯。

雖然,我已將一些可能會刺激李敖的詞句都刪除了,但是,如果在行文中還
有什麼得罪李敖之處,李敖受不了,要我道歉,我也願在此公開道歉--李敖講
的都是對的,我講的「全是天方夜譚」。如果還不夠,只要有利於他的心理健康
,他怎麼罵,就怎麼罵好了。

罵人並不是就事論事的批評,而是不相干的「人身攻擊」,李敖一定要自甘
於王婆罵街的小道,做朋友的也無可如何。

身為李敖的「道義之交」,最後我還是要勸他,善自珍重自己的才華,多為
這苦難的時代留下足供後人教訓的記錄,如他所寫的李師科、黃中國。有能力的
話,不要老把眼光向內看,應該望向更廣闊的中國未來。

不要對人性太悲觀,人間還有比金錢和勢力更可貴的愛和同情。人應該是價
值的目的,而不是工具,這樣才能得道多助,否則,在喪失真正的親情、友情之
後,「空中飛人」的秀,誠然可以名利雙收,贏得掌聲,但也總會是曲終人散,
留下的仍是一片寂寞孤獨。作為李敖的「道義之交」,我是不忍看他的表演,一
旦「失手」,即將慘不忍睹。且自我犧牲要有重於泰山,無謂的犧牲,智者不取

李敖不知還記得否?當年我們曾經爭論過「以德服人」的問題。李敖最近寫
了幾篇甘地的文章,甘地是「以德服人」的。他也應該想想平景的話,為什麼在
得意的時候,他身邊的人經常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真正的朋友都一個個
的離去,難道都是朋友錯,李敖對嗎?李敖是聰明人,也應想想以利合和以義合
的道理,不要把以義合的朋友都視為可欺的書呆子。

他要善自珍惜自己手上的那支筆,應有為人間鳴不平,為天地留正氣的抱負
,而不該是讓自己快意恩怨,筆桿殺人的工具。李敖有筆桿可以任意筆桿殺人,
凌辱沒有權勢的人,甚至凌辱被損害被侮辱的人,那麼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去責備
有槍桿的人以槍桿殺人?簡言之,有理說理,不要亂罵人,有道理的話,別人要
抹殺也抹殺不了的。李敖應該好好體會一下『爭百年不爭一日』的這句話,歷史
長遠得很,不必『只爭朝夕』。從歷史的眼光來看,對自己也好,對別人也好,
不要太迷信片面的文字就可以將人「鬥垮鬥臭」。以為有「最革命」的特權就可
以將別人「鬥垮鬥臭」,「四人幫」如此,「疾風」也如此,但結果又如何呢?
李敖應有反省。

在政治上我只有二個敵人,一是國外的帝國主義,一是國內的專制主義。除
非李敖淪為帝國主義或專制主義的幫凶,否則,我是不會以李敖為敵人的。『光
明磊落的朋友』或『光明磊落的敵人』,那是李敖的事。「疾風」以我為「真正
的敵人」,李敖當然也可以。但對我而言,我一向執著「不是敵人就是朋友」的
原則是不會改變的。

雖明知我的忠告善道可能會再度引起李敖的不悅,但是,李敖既以我為『私
交極篤』、『道義之交』,忠告善道應是朋友之道。多少人勸我不要再為李敖的
無理取鬧花時間了,但我除了要為自己講鼓應的話負責外,對李敖,我也有一份
應盡的道義。

李敖怕人「醜化」,又怕人把鼓應說得「天花亂墜」,鼓應可以作證,我曾
在鼓應面前為李敖辯護過。我無意在朋友間厚此薄彼。今天如鼓應的地位換成李
敖,李敖放逐在外,鼓應在臺公開為文辱罵之,我有能力和機會的話,也必挺身
為李敖講話。

李敖不喜歡諍言,我也不會那麼沒趣的再作什麼諍言了,那麼這封信就算是
我給李敖最後的諍言吧!
(本文文責自負)
一九八三年七月廿日于新店

李敖2000年谈小老弟王晓波 (1千字)
发信人:一剑穿过忧伤
时 间:2003-4-11 23:03:48
阅读次数:25
详细信息:

王晓波现在是许老爹领导的台湾民主联盟的副主席,他和李敖当年主要因陈鼓应而交恶,但现在陈鼓应都和李敖恢复了朋友的关系,王晓波又是大统派和李敖的主要观点一致,他的李敖小老弟身份当然又自动重新恢复,而且明显王晓波和李敖现在的关系要好于李敖和陈鼓应。


我的小老弟王曉波,一九四三年生,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曾任大陸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哈佛大學訪問學人、世界新聞傳播學院共同科教授兼主任、台灣史研究會理事長,現任台大哲學系教授。著有「儒法思想論集」、「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哲學與思想」、「先秦法家思想史論」、「現代中國思想家孫中山」、「台灣史與近代中國民族運動」、「台灣史與台灣人」、「台灣史論集」、「台灣抗日五十年」等編著論述三十餘種,是個勤勉的哲學、歷史工作者。因為他對台灣史有研究,我日前「逗」他說:「曉波你是台灣史專家,可是你見過『皇民化』時,祖宗調包?無恥的台灣人燒自己祖宗牌位,再奉日本人『歷代祖先』的照片嗎?」曉波聽了,大感興趣,他自承沒有見過,「本領不如敖哥」。我說:「我是從楊蓮福那邊弄到的,楊蓮福真了不起。」曉波吵著想看這些寶貝證物,我說你先寫一篇談「皇民化」的文章來再說。曉波心靈手敏,一天就趕出交卷了。為了配合曉波的文章,我特寫此文,以為前貂,我真感謝他和楊蓮福,他們真幫我們大開了眼界!(20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