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英雄"李敖

  张文中: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自由主义在台湾一开始是从政治层面切入的,失败了,然后退回书斋,再来介绍和研究西方的自由主义理念?

  钱永祥:这个问题也很有趣。其实,五零年代和六零年代在西方,也是自由主义思潮走下坡的时代。二次大战之后,世界进入冷战的时代。我觉得在冷战时代,西方的学术局面是相当停滞的,因为它本身内部没有什么冲击。一直到六零年代末期,学生运动爆发,对原来西方主流的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形成挑战了,然后新的东西才开始出来。台湾的情形是与国际大气候有关的,是国际大气候之下的一个"从变量"。《自由中国》结束,到六零年代再起来的,是《文星》杂志。它是五七年创刊的,到六五年停刊。它前面一半的生命没有引起注意,后来到胡适去世的前后,李敖在上面写文章,我记得有几篇非常脍炙人口,一出来全台湾轰动,文化界轰动。胡适去世时,《文星》杂志纪念胡适的专号卖了三版,从那时起,《文星》就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文化刊物。当时,李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强调的是反传统和西化,那时,我正好刚开始念书,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等,在学生圈里震动很大,好象眼睛一下子睁开了,那时的李敖是文化英雄,没话说的!对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比我大一些的那一代人,形成很大的冲击。不过,李敖基本上是批评中国传统的文化与社会。他是一个文化批评者,比较不谈当代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议题。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基本上是站在现代化、西化的角度,当然这个现代化里面有不少自由主义成份,可是我觉得自由主义不一定要批判传统文化,自由主义对传统文化也可以采取其它的态度。我觉得,就政治议题而言,《文星》对台湾自由主义的贡献,没有脱出《自由中国》的大的架构,只是重复其中的一个局部。这份杂志的意义,在文化领域。

钱永祥简介:
钱永祥教授说话从容不迫,雍容大度,隐隐然有一种大气在。他是殷海光思想的追随者。三十年前他在台大哲学系读大四时,与陈鼓应、王晓波等老师一起,抗议白色恐怖,并在"民族主义座谈会"上慷慨激昂,痛斥特务学生,被校方以"大过处分"严惩,又被带往"警总"关押六天。这是震惊中外的"台大哲学系事件"前奏的一个小小插曲。当年的壮怀激烈,沉淀为今日深沉的学术思考。他的研究专业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另外也研究黑格尔与马克思,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尤有独到的观察。他在北京《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我总是生活在表层上》一文,获"长江读书奖"的文章奖。

钱永祥是当年台湾学运世代以来少数能够保持清醒头脑的学者,也许因为他是属于陈鼓应和王晓波那一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