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报人精英列传(雷震、殷海光、李敖、刘宜良、余纪忠)
昝爱宗搜集整理
  20世纪,透过殷海光、雷震、李敖等追求民主、进步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可知,中国知识份子,无论在任何暴力统治之下,他们都能为争自由而开炮,置生死于度外。

   在台湾,有殷海光、雷震、李敖等“自由中国”一般人;在大陆,则有储安平、葛佩琦这一班人,这是可喜的现象,正是这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对真理负责的精神,使中华民族自由精神之火种永不会熄灭。

   下面简要介绍几位台湾的报人精英,乃是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良师益友。
雷震

   雷震,国民党元老之一。1949年随蒋介石去台后,对蒋独裁专制不满,从事亲美反蒋活动。他与胡适结成政治伙伴,经常在胡创办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搞“家天下”。1954年,蒋介石下令开除雷的国民党党籍。1960年1月雷出任《自由中国》社长,鼓吹台湾实行美国式两党政治。同年5月20日,雷发表题为《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一文,公开指出,在台湾是国民党“一党独霸”、“操纵选举”,无“民主、自由”可言,并呼吁一切“相信民主政治的人,赶快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以打破国民党独霸的局面”。他还进而伙同台湾反蒋人士郭雨新、李万居等筹组反对党“中国民主党”。

   1960年9月1日出版的自由中国第23卷5期刊载了8篇文章(约3万字):一、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二、雷震、李万居、高玉树以发言人名义发表的“选举改进座谈会紧急声明”;三、“七论反对党——代结论”;四、“论组党与反共复国的契机”;五、转载香港亲美报纸“星岛日报”社论:“组政党何需另一政党承认?”六、转载台湾亲美的地方势力报纸“公论报”社论:“也谈谈政党承认问题”;七、转载民社党机关刊物“民主中国”社论:“评‘政党的承认问题’”;八、转载青年党机关刊物“民主潮”社论:“异哉所谓‘政党的承认问题’”。

   “自由中国”在题为“大江东流挡不住!”的社论中说,“这十几年来,国民党的权势核心在台湾借‘国家’和‘政府’等等名义所行的玩弄、恐吓、和榨取,积的恶因实在不少了。民间的不满之情是与日俱增的。这一类的积愤、积恨、积怨,一经爆发,便横决不可收拾。南韩李承晚式的统治结果,便是最新鲜的例子。近十几年来,在少数权势核心借暴力与饭碗的控制之下,早已变质而成为少数权势人物的御用工具了。此时此地,最大多数国民党人士的处境,无宁是值得同情的。目前在台湾使千千万万人感到窒息的,只有这极少数分子而已。这少数人物之所以有这种骄矜、优越的心理状态,在基本上还是由于‘党国观念’在作怪。他们深染苏俄传来的‘党国’思想。他们的这种念头就是从‘党国’思想里滋生出来的码头独占主义。他们所讲其他一切主义完全是假的。他们控制着台湾一千万人的身体。然而除此而外,他们还控制着什么呢?这少数人要百分之百地实现他们‘唯控制主义’的梦想,必须把台湾造成一个百分之百的‘封闭系统’。然而世界上没有永不腐烂的积水,没有永远可被欺骗的人众,也没有永远看不清楚的世界大势。于是他们的‘唯控制主义’不能不在台风、海浪和年华的消逝中腐蚀下去!他们不能控制的东西太多了,国际局势的演变他们不能控制,台湾人心他们不能控制。……大江总是向东海奔流的。自由、民主、人权保障这些要求决不是霸占国家权力的少数私人所能永久阻遏的。”1960年9月4日,国民党当局以所谓“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逮捕了雷震及其同事傅正、马之肃、刘子英等。雷被判处10年徒刑。1979年3月7日,雷震在台北病逝。

殷海光

   殷海光 又名殷福生,生于1919年12月,湖北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殷家楼村人,少年时代曾在回龙山、上巴河读书。1938年秋,在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帮助下,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1942年毕业,并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1944年毕业,同年底加入青年军,不久去印度学习汽车驾驶技术,1945年秋回国,在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1946年进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47年任《中央日报》主笔,1948年主编《青年》杂志,并兼任南京金陵大学副教授,在这期间,殷海光因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著作,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器重。国共和谈期间,曾被中共定为文化战犯。1949年春,殷随报社去台湾,继任《中央日报》主笔,同时兼任《民族报》主笔,不久因为《中央日报》撰写《设防的基础在人心》的社论惹露了蒋介石,被迫辞去中央日报社的职务,到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同年11月与胡适、雷震共同创办了《自由中国》半月刊,任编委兼主笔,1967年被美国哈佛大学聘为研究员。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殷海光在《自由中国》及香港《祖国》周刊上,撰写了许多抨击蒋氏父子黑暗统治的政论文章,给国民党政权造成巨大的冲击,蒋氏父子采取各种手段打击迫害他,但他始终坚持“只要活着一天,便努力追求自由、真理、正义和友爱”、“一方面我跟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褊狭思想、独断教条作毫无保留的奋斗。另方面,我肯定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我坚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1969年9月,殷先生含冤去世。

   殷海光是1949年后台湾最负盛名的启蒙大师、民主斗士、抗暴旗手、媒体政论家、思想家、学者,短短一生留下了800万字的著作,还培养、造就了一批人才,如李敖、林毓生、陈鼓应、王晓波等,他的思想和理论影响了台湾几代青年,为后来的台湾社会转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的政论文章至今无人超越,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多次举行他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在海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

李敖

   李敖曾对自己作过这样的评价:“在台湾,靠一支笔打出天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琼瑶,另一个就是我李敖!”

   李敖1935年生于哈尔滨,今年67岁。他13岁时随家人自上海到台湾。1961年11月,李敖的第一篇争议性文章《老年人和棒子》在《文星》杂志发表,其后陆续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及《播种者胡适》两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围绕中西文化乃胡适评价的大论战。与此同时,李敖就任《文星》主编,大力提倡现代化、西化,极力宣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文星》自此一纸风行,在台港两地都拥有不少读者。1962年至1965年《文里》遭勒今停刊的3年间,可说是李敖前半生光辉的一刹。

   1970年,李敖因台大教授彭明敏台独案牵连系狱,在牢中度过了6年8个月的光阴。他出狱后隐居了2年多之后又复出,出版《独白下的传统》一书,声称“当百花凋谢的时候,我将归来独放”。

   1981年9月,李敖开始每月出版一册《李敖千秋评论丛书》,臧否人物,针砭时弊、迄今已出了110多册;又不定期出版《李敖评论丛书》;其后开办“李敖出版社”,出版自己的“评论丛书”,并迄今出版了《真相丛书》60多册,揭露现代史的黑幕。李敖后来为《世界论坛报》撰写文章,但自1990年9月开始,已不再为该报执笔。他指该报违反了当初“他高兴骂谁就骂谁”的协议,委屈了他的言论自由。接着,他创办《求是》,这与他同《论坛报》不欢而散不无关系。

   李敖所破的第一个世界纪录,即被禁书籍最多:自上世纪60年代起,出版书籍200多本,被列为禁书约达96本。李敖的第二个世界纪录,即个人出庭次数最多:据李敖的统计,他出庭的次数不下于200次。再者,他的藏书多,达10多万册。

刘宜良

   刘宜良,笔名江南,旅居旧金山的华人作家,《蒋经国传》作者,出生在大陆,从1948年到1967年一直生活在台湾,1967年作为《台湾日报》的一名记者前往华盛顿,1978年移居旧金山。

   1984年10月15日,江南突遭暴徒开枪狙击身故。当时的媒体认为江南之死很可能是遭到台湾特务或被台湾收买的“杀手”之害。主要原因是,江南时常著文抨击台湾时政,写了一部《蒋经国传》,称“蒋经国继承乃父在台湾实行独裁统治,只能受捧,不能忍受批评”。因此,江南之结怨国民党当局,得以步宋教仁、杨杏佛、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诸先贤之后,成为烈士。

   1984年11月8日,李敖在一篇《哀江南》的文章中写道:“陈鼓应说,江南是他所遇到的朋友中,对国民党了解最透彻的。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当有人提醒他要小心时,他说李敖在台湾批国民党都不怕,他还怕什么。何况他又是美国籍,相信美国政府会保护他的安全,因此他丝毫没有防备之心。没想到,竟然会发生被害之事。”

   按照李敖的说法,江南这一表示,有两种心境:第一,他觉得李敖身陷虎穴在台湾批国民党都不怕,他在美国不能再怕了,再怕就未免太惭愧了。他有感于李敖的精神感召,因而也挺身而出大写特写起来;第二,他相信他身在美国,国民党不敢到美国胡来,因此他的处境比李敖安全得多,自然也就不可怕了。江南的“错误”是他不了解国民党的暗杀习惯。国民党暗杀人,为了卸责常常在本土以外为之。国民党暗杀汪精卫等人地点都在本土以外。国民党在本土内暗杀人至少要负治安不良与破案困难的责任,但在本土以外干上一票,就可不负这种责任,所以有时候,国民党宁愿杀到外国去。李敖在台湾直至发稿之日犹能免于暗杀,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投鼠忌器。陈文成案以后,国民党百口莫辩,因此对李敖只好另觅他法。李敖能够“苟存性命于乱世”,也正因为他早已“闻达于诸侯”的缘故。

   “江南是生逢乱世才避居海外的,避居海外竟然不免身死,悲夫!”

余纪忠

   2002年4月9日,一手撑起中国时报媒体王国的台湾报界巨子余纪忠在台北家中逝世,享年93岁。

   余纪忠生于1909年,江苏武进人,192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1950年,余纪忠创办《征信新闻》(今中国时报的前身),当时余能在报禁的独占市场中一枝独秀,主要是利用长期以来与其顶头上司蒋经国等当时的党国要人建立的良好关系,获得比党营报纸《中央日报》更为宽松的言论与报导尺度,走出自己的报性。1958年,国民党政府宣布实施“出版法”,赋予行政机关不经审判即可处分媒体的权限。余纪忠亲撰社论,严正指出此举危害新闻自由及民主形象,呼吁国民党政府在执行时慎重为之,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立法而有喜怒哀乐的成分存于其间,或以偏概全,或刑逾其分,皆不足以取信于民……倘使执法之吏,轻重由心,予取予夺,报纸成为一定型式,报人都成为缄口金人,国无诤臣,民无诤言,那我们将不得不为国事前途至其慨叹了。”此后,自由、民主、爱国,成为余纪忠及所办《中国时报》所推崇的办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