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三人谈

王彬彬

编者按:今年3月,国内不少媒体纷纷报道,台湾学者、作家李敖以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被提名候选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为此,本刊编辑部特邀南京大学三位知名学者就这部小说的思想性、艺术性各抒己见,以飨对此书感兴趣的读者。下面是他们的谈话纪要(以发言先后为序)。

王彬彬(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李敖的文笔一向直白、晓畅,毛病在于含蓄不足,但读来有趣,很过瘾。这部小说《北京法源寺》(以下简称《法》)也保持了他一贯的文风。李敖的文言功力很好,这部小说在语言上的一个可取之处,就是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用文言表达的方式,不像我们许多现当代作家,一写到50年前的事,就文白夹杂,又夹得不通。而李敖的这部书则保持了用纯正的白话叙述的方式。

《法》写的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戊戌变法100天的事。如果用已有的小说理论,它有很大的缺憾。传统小说理论要求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必须做到形象饱满、感性层面丰富,要有大量生动的日常生活细节,要写人物的生活圈、交际圈,挖掘人物心理内涵。如果是写政治人物,必须写他的政治活动,写文化人物则必须写他的文化活动,这样才能把一个人物形象立体地建构起来。如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法》,它是很不足的,感性层面很干瘪,理性层面有余,充斥着大量的论辨、驳难、说理,外在形象和内在心理表现都很不充分。这对文化水平较低,或者不大了解中国历史知识、近代史知识、佛教知识的读者来讲,读起来会很枯燥;而对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则别有一番趣味。李敖的这种做法,后来我读《后记》知道,他是有意为之的,有意要破格。他有一个理论,说过去我们强调小说要有形象功能,要能把一个人物形象感性地具体地表达出来;还要有传播功能,能把某种抽象的、定形化的思想观念具体形象地传达给读者。但现在影视和传媒业非常发达,论形象论场面,它们都非常直观,且不需要文字的转换。面对影视业强大的冲击,小说应该调整自己。李敖有一句话:“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它将殊少前途。”这部小说就是照这个理论写的,就是要表达一些由小说才能表达的东西。

我认为《法》的主体部分就是对康有为、谭嗣同心态的追索,这部书也可叫《谭嗣同之死》。李敖围绕着谭嗣同本可以不死却一定要死,写得非常多。变法失败后,许多人来救谭,他都拒绝,对不同的救援者作不同的解释,如梁启超、日本人、南方革命党人、大刀王五。对这些解释作者都没有得出明确结论,只是把谭嗣同为什么要死的多种可能性都展现出来,让读者自己作判断。对康有为也一样,康有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一般习惯的看法,认为康早年激进,后来保守以至保皇,一面是他最早唤醒中国要起来变革图强,但偏偏又是他很快就落在时代的后面。对此,这本书有它的见解。它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如大量的康有为的内心独白、他与其他人的对话,对康有为的心态来了个大追踪。康有为说他为什么要君主立宪、虚君共和,实际上真实想法是想保留一个皇帝的象征符号,像英国、日本等国,起到一种稳定人心的作用,而在这个大旗下可以做很多手脚。

我理解《法》这本书就是试图重新解释戊戌变法这个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节骨眼或者说转折点的重大事件,并试图通过康、谭这两个重要人物来探讨中国的前进之路是改良还是革命?虽然书中写到谭嗣同最后以死证明改良之路行不通,即使有光绪帝的支持也不行,李敖也并未作出改良抑或革命孰优孰劣的评价,但他好像还是倾向革命。这是个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一直争执不休。李敖在这里有一些出彩的议论,也有一些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比如他说中国政治往往是被一个集团所把持,而既得利益集团是铁板一块,集团的头儿想改都改不了。王安石变法的惨败就是一例。这样就把中国历史进程当中的一些偶然性、暧昧性的因素揭示了出来。这一点在艺术上有点像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复调”意味,把几种声音对等地表达出来,而自己不做明确的判断。

这本书的缺点是,我感觉好像是有意写给外国人看的。把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常识写得太充分,就像是对外人讲自己家里的事,而对自己的人则大可不必这么充分。

汪应果(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传说这本书可能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由这个话题引发了我对文学的一些基本价值观的想法。我认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价值观始终与国际上的观念不接轨,诺贝尔文学奖要求对各民族文化深层次的东西进行分析,而且是从否定性继承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思考。纵观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学,都不是对本民族文化歌功颂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这样,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是这样。事实上,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世界前进是靠否定性继承前进的,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根据之一,还有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几个阶段都是在不停地否定自己往前走。不能老是固守自己的堡垒。因此文学作品必须从否定的基础上往前发展,这个价值观不搞清楚文学就没希望。这就要求文学,始终对社会、对人生采取一种冷静的批判性态度。

联系到这本书,我有三个感受,第一,它把中国文化的大优大劣都写出来了。我想传说它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可能人家看中的也就是这点。中国古代文化劣的地方,尤其是政治文化,可能是全世界最黑暗的政治文化之一,而我们始终不敢正视这个问题,这个国家的文化有灿烂的一面,但灿烂之处并不在此。我们的政治文化的无序、流氓化,造成了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成者为王败者寇”、“该出手时就出手”,都是流氓话语,而这些话语到今天还大行其道。举个例子,《三国演义》电视剧在国内播出红透了天,而新加坡却一个拷贝也没买。原因何在?就是人家已经高度法制化,一切按规范行事。这就显示了先进民族与落后民族的可怕差距。这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大劣之处淋漓尽致地写出来了,包括牢狱里怎么折磨人,刑场上怎么杀头。

但中国文化包括儒、道、释又培养了一批最先进的“士”和士文化。中国五千年未亡国,中华文明流传五千年未断流,原因就在于这批传统文化精华的载体——“士”的承接作用。陈寅恪在60年代就看出:“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文革”的大浩劫就是此言最好的一个例证。李敖在这本书中塑造了谭嗣同这个忠臣大儒的形象,谭这样一个道德纯洁的人物,的确可以拿到世界上与别的民族平等对话。

第二,世界上公认的好作品标准,主要在于它所表达的深刻的思想发现。而我们民族一向理性思维能力薄弱,按理20世纪这么大的变革应该出现很多理性思维的成果,但实际很令人失望。这个民族变得浅薄,动不动就捧出“大师”,20世纪的思想者有巴金、顾准等几个,而真正称得上是思想家的大概只有鲁迅。至于思想的颗粒,有一些但很不够。到今天传媒不断推出一批批“大师”,作为炒作行为可以,但究竟他们提出了多少思考和思想?一个民族没有这个,就生存不下去。

第三,这本书为了表现思想上的追求,宁可牺牲艺术形式。这个做法在我们这儿行不通,但在世界上却是常见的,如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四卷整个就是议论。我们的文学观有必要审视世界上先进民族的标准,而不要死抱住所谓的艺术性,如文字上的小俏皮、地域风情等等。李敖这本书有他的思想颗粒,的确把中国文化上的大问题提出来了,至少是提供了思考的起点。

人类需要文学首先是一种形而上追求的需要。人们通过文学、哲学,必然要思索生存的意义,存在的价值。《法》至少提出了“求仁得仁”这样一种生存价值观。中国严格说来是无宗教的国家,但有一种形而上的道德规范,譬如“道”,是一种重要的信仰,可以解释是上帝也可解释是宇宙的规律,正因为中国人对此有追求,中国才有希望。“仁义”也是规范,是进入了神明的东西,代替了宗教情怀。《法》这本书一再强调最值得追求的就是这个,如李敖写谭嗣同不管对他的死作何种解释,但万变不离其宗,他追求的就是这个“道”。这一点也是这本书的文学价值之所在。

但这本书是有明显缺点的。李敖是在国民党的囚牢中构思这本书的,生死未卜,想得很远,想把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历史问题写下来,如中国古代政治为什么总是这么黑暗、陈陈相因?但毛病也就在这。构思的框架很大,气势很足,一泻而下,但未及深雕细琢,18万字只写了两个月,显得粗糙,破绽和失误也不少。但是他在70年代就指出中国历史老是不停地重复犯同样的错误,还有,李敖指出了个体与群体的作用问题、统治者集团利益化的问题,这些思考是很精彩的。但是,作为生活在20世纪末的人,又比较倾向于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却没有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去刨根究底地思索,这不是伟大作家的风范。像雨果《九三年》、狄更斯《双城记》,都是在思考、总结与他们同时代的大革命,既同情革命又批判革命。鲁迅是最早的同盟会员,政治上无疑是赞同辛亥革命的,但他的《阿Q正传》又从文化上否定了辛亥革命。我认为,自19世纪末这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革命中度过,革命前我们希望改变的是专制制度,革命的目标是出现廉洁政府,但实际成效有多少呢?“文化大革命”重现的就是历史上最反动、最封建的东西。这就是历史不断走回头路,我称之为“牛轭湖现象”。李敖在这本书里虽提出了思考,但没有与时代同步,这是他的局限。但思想总比不思想好,他至少提供了让我们思考的文本。我以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的一批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这本书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本。它告诉后继者,前面的一批知识分子尽管也犯错误也有挫折,但却是慷慨大义、大智大勇地走过来的,这至少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任何民族任何时代永远需要先进的思想者,尤其是在前进的障碍尚未扫清的时候,所有的思想者都是孤独前行的。

朱寿桐(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从一个读者的角度进入这本书,越读感觉越差。由此想到台湾有人提名李敖做总统候选人与有人提李敖以《法》入选诺贝尔文学奖一样,都是胡闹。提名李敖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未必能像汪老师看得那么清楚。的确,西方学者、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要求别的文化要有深蕴,尤其是思想的批判性,但具体从获此奖的东方作家看,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他们整个接受的是西方的那套东西,然后加以东方的民族风情的阐释。西方人更多看中的就是东方风情的表现。在西方中心话语里根本不考虑东方文化在思想上的贡献,在思考上带给他们的惊喜和启发。

我认为李敖是个批判的巨人、建构的侏儒。在这部作品中,他批判的时候淋漓尽致,挥洒自如,很有道理。如他批判义和团、批判慈禧,说义和团是文化大乱命,说慈禧是外斗外行内斗内行,确是神来之笔。而一到建构,就只能靠引经据典,主要是他读的那几本历史书,古典文学、宗教典籍什么的,最后不知道说些什么。我认为这本书没有思想上的震撼力,却摆出了思想的架子。我做过统计,这本书主体部分就是辩论与说理,如康有为与余法师辩论38页;梁启超与谭嗣同辩论17页;谭嗣同答复王五等的劝说14页,最后康有为与李十力辩论17页。这种表现方法,无论其表现的思想如何高明,见解如何深刻,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总是不高明的。除辩论外,还有大段的人物内心独白,如写梁启超夜读谭诗的心理活动并没有充分的依据,像是作者强加给历史人物的揣测。

李敖的这部书充分表现了他对自己语言魔力的迷恋,甚至是他语言自淫的成果,简直到了不顾情境不顾人物性格的地步。如明明大家都知道的历史常识,他却不厌其烦地在深奥的辨论中加以解释。如康有为与余法师已经将中国的历史、伦理讨论得很深,却忽然康有为解释起“国子监”是怎么回事来。在这些辩论当中,李敖完全失去了并列“五百年来写白话文字第一、第二、第三名”的潇洒,显得极端酸腐气,离开了古代文化典籍和历史故事,就显得非常苍白。我个人认为小说的一些规定性还是不能突破的,毕竟不是一部荒诞的、浪漫的小说。在这本书里则很多如果叫说耐不要做无请的情性两人谈了半天;日本人奉高层之命来营救谭嗣同,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也引经据典谈了一大堆。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李敖对自己的语言太欣赏了,说溜了嘴就收不住。

书中还有大量的重复,重复的情节,重复的话。还有许多历史知识的失误,如李敖在书中说古代中国对日本一直是看不上眼的,其实不然,元代中国确实是打过两次日本,第二次派了10万人900艘船,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暴,几乎全军覆没。到了明朝对日本则很有顾忌,明太祖两次派人与日本修好,主动做战争赔罪,这些《明史》里都有记载。但也正由于这种恶性循环,使日本人民族自大的心态恶性膨胀。《法》还有个重大的疏漏是,日本公使想救谭嗣同,但李敖却对营救的动机作了自以为是的推测。外国人对中国志士的营救,可以是出于同情,出于人道主义,或出于政治投机,但决不会站在中国人民族大义的立场上,尤其是日本人,尤其是伊藤博文这样的侵略意识很强的日本人,他决不会因认识到“谭嗣同是中国青年的灵魂”而去营救。一个学历史的人这样处理历史是很不检点的,至少在这里李敖不是批判,而是对历史的歧解。

读了这本书我有一个感受,这感受是受到他的一句话的影响而产生的。他说“有一种历史人物不是为了信仰对象而牺牲,而是为了信仰本身而牺牲”。因此我想到,李敖的批判并不在于批判的内容,而在于批判行为本身,这跟他的语言一样,不在于表现的思想而在于语言的流利表达。而实际上李敖的批判是有选择的,抓住国民党这只死老虎不放,中国还有许多严重得多的问题他却不批判。如果说《法》这本书成为对中国问题进行思考的起点,我觉得这启发性也很有限。事实上这本书在大陆没有什么影响,不可过高地估计它的诞生对我国民族思想史的意义。另外我也觉得不能用有意突破旧有框架来解释它在艺术上的漏洞,我最反对某种人写到后面发现有失误,就硬说我是有意这样写的。破绽就是破绽。至于《法》这本书何以写成这样,我想还有个原因就是李敖当初是在监牢里构思这本书的,憋了一肚子气,对献身有种崇高感,于是对谭嗣同加以神圣化,一提到献身就失去了理性思考。(摘自《书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