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的意义/卓虞

我以前写过一篇小文章,谈到李敖晚年的种种“表演”,我说:“勇士一旦失去战场和敌人,人生便没有了意义,除了另起炉灶。然而对一个逼近生命残阳的人,另起炉灶显然不堪重负。所以李敖先生晚年玩‘总统竞选’,主持TALK SHOW,我们自然不能怪他。他已失去了战场和敌人。”近年来一群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学者文人,造出一阵“不满于现状”的空气,虽然并不能拿出“不自由,毋宁死”的气概,照样在共产党的“监护”下办杂志,在党、教一体的制度下当教授,却对李敖不时在央视露面、不时跟共产党隔海唱和表示极大愤慨。他们认为李敖已不是当年反专制的斗士,而变成“专制的辩护士”了!李敖这老怪物堕落了!

这些学者文人,我很少有看得上眼的。他们这些半红半紫的议论,我本不屑一顾。无奈现在有很多人,甚至包括大学教授,练了一种“移形大法”的功夫,往往能用别人的眼睛看世界,而自己可以闭目养神。教我的哲学教授中,就有两位连胡适写过那些哲学著作都弄不清,却大放阙辞,讥嘲胡适学问的浅薄空疏。所以有时我不得不拿起扫帚,做一点清洁的工作。

为什么拥护中共?

李敖的晚年,如同许多伟大的知识分子,是缺乏光彩的。但我实在看不出他已放弃了早年的自由信念,变成了“专制的辩护士”。他的拥护中共,完全是为了国家的统一,虽然从全人类的博大胸怀看来,“统一”未尝是什么好事。他为中共的镇压“六四”辩护,为毛泽东的光荣家庭宣传,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铺路,都是要压倒台独,排开美国,都是因为“民族主义”在他心里“作祟”。在他的价值体系中,“统一”向来高于一切[1],他笔下常有的郑成功、张学良、宋稀濂、甘地、林肯等等,全是他所欣赏的为了民族统一而奋斗的伟大人物。对于李敖,“统一”和民主自由的关系,就仿佛饮食和男女,没有饮食,人就会死亡;人都活不成,男欢女爱还有什么意义?但有了饮食,没有男欢女爱,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美妙可言?

除此之外,李敖有辜鸿铭式的“立异自高”的习惯,当他周围的环境都异口同声、统一步调时,他喜欢做个出格的人物。他把这种出格称之“伟大的异议”,在他看来,民主的特征就是“异议”,没有“异议”,就没有民主的感觉,因此纵使事实上全民一致,也要有人站出来,为了“异议”而“异议”。海外知识分子都不满中共专制,便是他拥护中共的理由。

李敖的第一个意义——只认是非,哪有权威?

老胡适晚年提倡“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他的理由之一是“是非不容易搞清楚”,不要认为自己真理在握,一贯正确(infallible)。这话有它的积极意义,也有它的消极意义。对于一个强大的专制政府,我们小百姓没有力量跟它斗,只能指望它宽容一点,让我们好受一些。对它鼓吹“是非不容易搞清楚”,显然有积极的意义。对于无权无势、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如果事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坚信“是非不容易搞清楚”,那不但没有创造的勇气,连写文章、说话都得“欲言又止”。而学术的繁荣、真理的分明,无不需要十足的自信,无不是不怕犯错、切磋交流的结果。美国的房龙在《宽容》一书中很明白的说,他讲的宽容只是政治制度上的宽容,并不涉及张三李四,因为张三李四之间的不宽容,完全是个人气质问题,只要有人的地方,难免会发生勾心斗角的事情;并且他们通常都势均力敌,有同一的法律管束着,不会造成大危害。过分强调个人之间的容忍,往往会导致没有原则的和稀泥、缄口漠视,这正是毛泽东借以反对“自由主义”的。明朝的道学家吕坤说:“分明认得自家是,只管担当直前去做。却因毁言辄便消沮,这是极无定力底,不可以任天下之重”。这种见解很了不起。

李敖的《大全集》不一定是“真理的结晶”,他自己也承认有许多“荒唐言”,并借欧洲的格言开玩笑说:“因为它荒谬,所以我相信”。但他对自己的是非标准是非常坚定的,决不因朋友、亲人、权贵、恩人而说曲学昧心的话。依他的才华,倘若做一个乖学生,和老师前唱后随,和政府暗送秋波,照世俗的看法,一定前途无量。可是他没有,非但没有,他还骂老师曲学阿世、不学无术,骂政府腐败无能、专孽暴横,宁愿“前途无亮”。他要说老实话,揭露世间的虚伪,摆明历史的真相。他的揭露也许失真,他的摆明也许错误,然而在“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源远流长的中国,他冲决网罗、敢于否定的气魄,给来者无限信心,无穷勇气,绝对光辉万丈。

李敖的第二个意义——关注现实,拒绝象牙塔

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按理说治理天下是政治家干的事,为什么要书生来干预呢?因为中国的政治传统是“家天下”,政府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恰恰相反,老百姓都是皇亲贵族的家奴。碰上好的主人,也许要表现德政,表现亲民,表现“与民同乐”。这不是因为主人的觉悟高,而是他知道他的权力都是家奴给的,他一家子的吃喝玩乐都得依靠家奴的供给。剥削蹂躏、惟我独尊是可以的,但要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不能太过火。万一家奴被逼急了,一起拿刀起义,他就做不成主人了。同时为了位子做稳一些,荣华多享一些,必须要有能干的家奴,因而必须培养人才,提供选拔的机会。但不能太让人才自由发展,还要保证他们相信主人的绝对领导,否则造一窝反才,岂非引狼入室?这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原来的正面意义。——这样子一来,虽然“束缚千万重”,但老百姓尚能“消受”。尤其是祖祖辈辈已习惯卑贱的老百姓,如果偶然感觉了一下“皇恩浩荡”,八辈子都会感激泣零。可惜了解这一层旨意的主人并不多,他们以为天下既然是老子的,老子自然可以在自己家里随心所欲,想搞什么就搞什么。结果毫不意外,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知识分子官场失意,情场随之也难以得意,很不舒服。何况他们原本属于家奴阶层,对老百姓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同情,看到他们痛苦,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于是抗议来了。他们苦口婆心,要求皇帝放规矩一点,否则难保住祖宗的基业,其中几个激烈的,甚至打着“宁鸣而生,不默而死”的口号,表演一场又一场的“死谏”。(当然也有或清高或怕死或绝望的知识分子,逃到大山深处,做起了逸民。)这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原来的负面意义。——这样子一来,皇帝大多会收敛一些。那些拒不纳言如晋灵公之类的昏君,早晚也会被家奴送上断头台。

1911年,孙中山起来一刀革掉了“家天下”的命,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党天下”代替了“家天下”,先是国民党一党独大,后是共产党一党独大。1911年以前,天下是“我”一人的;1911以后天下是“我们”一伙的。对于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我们”比“我”更难“消受”。为什么呢?集天下奉一身,干活的多,素餐(吃白饭)的只他一个,比较容易;只要当面恭维他一个人,顺着他的意思,就能混过去;他如果太不象话,可以轻易推翻他。然而集天下奉几千万人,像现在的共产党,就远没那么容易了。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触犯一个就是触犯他们的全部。而他们之间的口味又是如此不同,必须察言观色,随人应变,一天下来,光是拍马屁足可累死人。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都是他们的“一群”所控制;从宪法到地方法,都是他们的“另一群”所搞定;从国防部队到地方驻军,都是他们的“又一群”所领导。他们要“一”,法律就是“一”,军队就守着“一”,你绝不能来二,来二就是犯法,就要吃枪子。你想辩解,整个媒体都是他们的,你只能晚上讲给自己听。你想造反,反他们几千万,是没可能的;纵使就可能,也没有能力的;纵使有能力,也很难成功的,除非你能使百分之九九的群众都站在你那边。可是成功的可能这么小,造反的代价那么大,有几个愿意并肩作战呢?于是在多数专制的暴政下,一般知识分子只有三种选择的可能:一、参与暴政;二、做暴政的应声虫;三、躲进象牙塔里,沉默。

严格意义上的寡头政治或多数专制,是很少很难持久的。通常都是二者的交配后的专制政体。“开明专制”就是一个聪明的党魁领导他的党员施行的政治。在这里知识分子可以善意的、在一定限度内、在完全拥护党的领导前提下,对政府有一些直谏,是谓“言论自由”。

在一部分知识分子“躲进小楼成一统”,一部分知识分子(甚至包括胡适)不遗余力宣传“直谏”的时候,李敖是少有的几个关怀现实而又头脑清楚的不妥协者之一。他一眼看穿了“直谏”与现代民主自由的社会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所求的不再是关心老百姓的幸福疾苦,而是根本不承认那个政党和它的制度。一个破落不堪的船,小修小补,在补丁上打补丁,定多能延长沉没的时间,却不能挽回沉没的命运。为了一条新船的信仰,李敖放弃了安稳的书斋生活,以他的利笔和义行,和那个专制政党干了起来。他在乎被湿羽毛,不在乎被栽赃,不在乎被围剿,不在乎被恐吓,不在乎被下狱,他乐观而坚定,百折而不挠,为了伟大的理想,一个人牺牲又算什么呢?

李敖的第三个意义——通俗而不媚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据说自由主义在大陆重新抬头,据说还发生了一场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的论战,可惜我辈小百姓,庸俗固陋,一直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那些自由主义者为我们说话的良心,大概现在只能让他们自己赞赏。这当然怪中共对言论自由的控制,但也有自由主义者本身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放不下专家学者的架子,都把切磋学术放在思想交流的前面,都不肯说一些平淡的老实话,写一些通俗明白的文章。马克思说:思想掌握了群众,才能变成力量。他们显然没有抓住群众。

但李敖抓住了。他能在华人圈子内产生一千个教授加起来都不如的影响,凭借的不是金雍、琼瑶那种媚俗,而是把艰深思想和枯燥学术表述得明白流畅、幽默尖刻的那种独特文风,以及那种抑强扶弱的任侠。他的治学态度也许轻薄,他的思想体系也许简单,但他贡献给群众的民主自由思想,我们可以说,足可供他们受用终生。如果一个民族普遍的民主自由观,能够达到那种水准,我敢说任何精巧的专制都不会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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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逝世后,李敖写《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借孙悟空的口对胡适说:“你在阳间不信宗教,反正天堂是进不去了,与其一游魂无归,不如到地狱去,与阎罗抗礼,同陆判分庭,为穷酸吐气,给异端热情。”反观李敖自己一辈子跟“地狱中”达官显贵的斗争,这段话岂不正好是夫子自道?

我上面千言万语谈李敖的意义,其实只是“到地狱去,与阎罗抗礼,同陆判分庭,为穷酸吐气,给异端热情”这24个字。

2004年4月15日

[1] 写《不读李敖》的谢泳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吴世昌的道路》里,有一段特别提到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种“统一”情感:“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太深了,对于国家的强大和统一有强烈的愿望,这是几近于宗教的情感,带有殉道的色彩,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每一选择几乎都与民族情感有关,比如对国共两面的评价,对美苏的评价,总是因了民族情感的过于强烈而在理性判断上有所偏差,想想四十年代吴世昌对政治的理解和分析,再看他最终的选择,真令人感慨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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