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信疆:讲述“人间”的消息
南方周末   2004-09-09 15:28:02

□本报驻京记者 夏榆

   李欧梵曾经说:国民党经常会花重金邀请海内外的著名人士为政府建言,但是国民党建言会的影响力不如《中国时报》的一个“人间”副刊。
   创造“人间”副刊辉煌时代的就是高信疆。

  高信疆 摄影 阮忠义 1976年,李敖出狱,开始筹划获得自由的生活,照李敖的说法,他曾有过卖牛肉面的打算。当时有一个人珍惜李敖的才华,认为李敖煮的牛肉面一定很难吃,下手煮辣面不是李敖的专长,辣手著文章才是他的千秋大业。这个爱才的人,就是当时台湾著名的报人、《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主编高信疆。高信疆冒着丢职的风险在《中国时报》一连好几天预告李敖复出的消息。很快《中国时报》的读者就看到了李敖锋芒毕现的文字,经由“人间”副刊,李敖重出江湖。
   高信疆,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前主编,曾任《时报周刊》总编辑,《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总编辑,《人间杂志》总编辑,《中时晚报》社长、香港《明报》集团编务总裁,马来西亚《星州日报》顾问等职。有传媒评述他“推动台湾本土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卓有功勋”。
   远避喧嚣声称已退出江湖多年的高信疆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回首《中国时报》“人间”往事,重温台湾岛内的思想风暴和纸上风云。作为以往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高信疆已是满头华发。

   变动时代的寂寞
   1970年代,主编“人间”副刊时的高信疆“1976年,李敖出狱以后面临的处境是被全面封杀。‘人间'副刊发表李敖复出以后的第一篇文章《独白下的传统》被看成是对封杀的突破。李敖早年的第一本书是《传统下的独白》。出狱以后他又写了《独白下的传统》。”
   《独白下的传统》在“人间”做了一整版。事先高信疆没有跟《中国时报》的董事长余纪忠说。“我知道说了就登不出来。我先发,报纸出来以后,我打电话给老板,我说我发了李敖的文章,事先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把责任推到你身上。你可以处理我,没有关系。老板问有问题吗?我说没问题,他说那就好。”
   当年受惠于高信疆冒着风险的除了李敖,还有柏杨。在柏杨出狱不久,高信疆就去拜访柏杨,约请他写专栏。在高信疆的努力下,“人间”集结了一大批思想独到个性鲜明的学者、作家、画家和音乐家。高信疆获得了余纪忠的支持,对余怀有知遇之恩。“我一生就这么一个老板,他是我老板,也是我老师,他爱才、识才,他知道谁有哪一方面的才能,然后他又善于用才,而且他个人就有一种英雄气质,他有很强的对于艺术、文化、甚至文学和文字的见识,忧时伤国。”高信疆说自己能够跟余纪忠对话,最有共鸣的就是彼此对中国文化的关切。“我们对彼此的很多想法都能够欣然领会。2002年4月9日,余纪忠去世,时年93岁。”
   “人间”副刊曾推出当代华文女作家短篇小说大展,本期展出的是聂华苓的作品高信疆编“人间”副刊有过一段风雨交加的时候,经常被人跟踪、盯梢、恐怖电话骚扰。“但我不属于任何派别,不在任何阵营,结果是要不人家对你怀有戒心,要不就恨你。现在民进党的一些大佬们当年约我出去喝茶,向我致敬,当时他们是在野政治势力。宋楚瑜当年是新闻局长,对‘人间'也难有信任,有几次约我吃饭希望沟通,也没有结果。”
   “人间”创刊是在1972年,高信疆1973年接手。当时的台湾还是一个处于禁锢中的社会。1949年,蒋介石率国民党余部退守台湾,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麦卡锡阵营发起对共产主义的围剿和迫害,台湾戒备森严,台湾岛内成为冷战架构下的军事戒严体系,台湾社会中左翼知识分子与工农力量受到打击和迫害,来自于中国大陆左翼文艺的理论与历史传承都遭到残酷围剿。这种围剿和迫害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
   “我不属于任何派别,不属于任何派别的结果就是寂寞的状态。在一个变动的时代中,你不属于任何派别你就会很寂寞。因为整个时代都在选择立场,那是在打组织仗,不是在打个人仗。”高信疆在那时候得到余纪忠的支持,也受到他的保护。有一次,余纪忠特意安排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黄永树与当时台湾“司法院”的院长黄少溥,同高信疆一起在余纪忠的别墅里对话。余纪忠问黄永树:高信疆究竟有什么问题?黄永树说没有问题,余纪忠就说,没有问题你们以后就不要麻烦他了。

   思想风暴的中心
   1976年2月开始,“人间”副刊连续推出三个大特辑“人间参与”。
   “第一个大特辑就是陈若曦反映‘文革'的一系列小说,当时在台湾的报纸不敢登,因为她的文字里很多地方写着‘毛主席万岁'等等,当局一直在对民众说大陆民不聊生,但是在陈若曦的文章中,大陆的人还可以吃鱼,吃北京烤鸭,这些文字让台湾人很惊讶,当时台湾的报纸都不敢登。还有在台湾的报纸‘北京'要叫‘北平',‘中国'要加一个框,表示大陆。‘共产党'要称为‘匪'。我接手‘人间'后所有这些都被纠正过来,中国就是中国,没有加框,毛主席就是毛主席,我也从来没有用过‘匪'字,我把陈若曦的小说全部按照实况刊登,一个字也不改。那时候是一个谎言盛行的时代,‘人间'副刊是把一个非常荒谬的颠倒的现象给颠倒过来。”
   “陈若曦的专辑完了我开始挖掘洪通,洪通是个素人艺术家,不认识字,不会写字,以前做过泥水工,然后四十五岁的时候突然就发狂,热爱艺术,拼命画画,他的画没有师承,但是他的画自成一格,他不为名不为利,也不展览,也不卖画,就是狂热地画,这不是艺术是什么?做洪通,大量的做,连续5天全版,各式各样的讨论,各式各样的见解,大家来讨论洪通现象。那个时候洪通的画展在台北美国新闻处展览,门口看展览的人排长龙排了两条马路。
   再往下我又做了雕塑家朱明,也是小学毕业生,自己拜师,自己学艺,后来成为一个雕塑大师,又是传统的,又是民间的,然后又是现代的,最后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我又是连续5天的做,排山倒海。”
   “那时候读者电话、投书多极了,报社闹翻天了。当时总编辑、总经理、采访部主任、发行部主任、广告部主任五大巨头找我去开会,要我立刻停止。我说我是学新闻的,我当然知道报纸只争朝夕,但是新闻媒体还有一个历史使命,关键时刻要争千秋,我说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在写历史,你们要让我停止,对不起。我是主编,我对我的副刊有责任,我对我的读者,对我的新闻的认知,对历史有责任,我要负责到底。除非报社把我开除了。他们气死了。10分钟以后,我接到余纪忠的电话,我想大不了我辞职不干。结果余纪忠说:我告诉他们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理想性格,你会对报社有大的贡献,所以请他们忍耐,但是你要跟长辈们道歉,你那样讲话不礼貌。”
   “1979年,台湾爆发了震惊海内外的‘美丽岛事件'。这个事件,为1970年代画出了一个悲怆的终结,也为1980年代开启了激荡的序幕。它给台湾知识分子思想蜕变一次沉痛的洗礼。它使关心这块土地的知识分子,不论身处岛上或异邦,都迫切地必须重新调整焦距,开始检讨自己理论探索的历史航道,也开始反省实践的着力点。”
   1979年,高信疆在“人间”副刊上,推出一系列的思想性专辑。这些专辑,使长期以来在台湾被视为禁忌的“五四运动”浮上台面,“人间”副刊大量引进新思潮,开辟各种论辩的议题,乃至于对过去因为意识形态禁忌而具有魅力的思潮采取了更高的反省姿态。一时之间,各种跟社会实践有关的思想学说蔚为显学,使1980年代的台湾成为一个社会哲学的年代。
   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人间”副刊不断地推动台湾社会和文化潮流,成为台湾当时政治和文化的风暴中心之一。

   绕过半个地球寻访卡内蒂
   “西蒙娜-波伏娃写过一部书叫《第二性》,说女性是第二性,永远是男性的附庸。副刊在报纸的历史中一直是第二性,是报纸的附庸、配置或者点缀。我把副刊从第二性变为第一性,从报屁股的位置变为跟正刊一样重要的地位。我做的版面不称为副刊,我叫“人间”版。报纸上的任何一个版面都是重要的,否则要那些版面干什么。”
   “我开始编‘人间'的时候,《中国时报》发行20多万份,后来通过我们的努力发行到100万。在那么小的地方,在那么短的时间发行100万,我很为我们的业绩骄傲。那时候对《中国时报》的读者做过一个调查,问他们最先阅读《中国时报》的哪一个版,结果是75%的读者先看‘人间'副刊,然后才去看社会新闻、国际新闻。当年的‘人间'版被别人偷呵,很多读者问我们,光要《中国时报》的‘人间'版行不行?”
   高信疆从编辑到编辑主任到总编辑层层过来,工作的投入程度有过五天四夜没离开过报社的纪录,疲倦了就趴在桌上睡,跟人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就把他叫醒。“我一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为什么这么工作,我读《狄德罗》的传记,看他编辑《百科全书》,开始有钱支持,干了几年以后没人支持,他一直这样工作了二十年,最后终于完成《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狄德罗有一个工作信念,他认为自己是在为人类而工作,所以他才会有巨大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狄德罗给我很深的感动,我觉得他是伟大编辑的榜样。”
   “作为媒体的一个编辑人,你应当有一个角色的自觉,有一个身份的认知。你这个身份是联系在专业精英跟社会群体之间,你应该做一个很好的桥梁。但是当你在做桥梁的过程中,尤其在一个社会处于变动、转型的时代,你必须有一个理想,就是你要做什么,你为什么来做这个编辑以及你如何做。然后对编辑的责任、使命和方法你都要懂,否则你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编辑人。因为你跟公众有关,你不是在完成自己,你不是一个艺术家在做个人的创作,你是在一个社会里边,你是记录这个时代,甚至探讨现实的社会问题,以及你去追寻大家一个可能的共同的理想,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自觉。”
   “这种自觉在我而言就是首先要认识你是谁,你所处的时代是什么,你的环境整体的需求和问题何在。”
   “‘人间'的成功还在于编辑的独立意识和独立权力。编辑的独立权意味着你首先要有专业精神,然后才突显出你的编辑理念,你的编辑理念和你的专业精神结合之后,你的权威感跟社会对你的期待和敬重才会呈现。我读中国副刊的编辑史,看到孙伏园编《晨报》想发鲁迅的诗,后来被撤掉了。孙伏园就强调编辑的独立权,但他没有成功。那个时候我就成功了,我跟老板说副刊要独立,我签字就直接付印。余纪忠同意了。”
   “编辑有了独立的权力就有了工作和创造的热忱,副刊有这样的可能性,可以办各式各样的活动,各式各样的展览,你可以提出各种命题,关注各种的社会焦点,那时候我不仅是编副刊,还演讲、辩论、座谈,电影欣赏、电影周、画展、文学奖、文学周,我样样都做。下乡、到大学,我要把‘人间'的影响力传播到每一个角落。你想它怎么会没有影响力呢?”
   李欧梵曾经说:国民党经常会花重金邀请海内外的著名人士为政府建言,但是国民党建言会的影响力不如《中国时报》的一个“人间”副刊。“人间”的影响力从台湾扩展到海外,世界各地都有它的读者。“1980年波兰诗人米沃什获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接到外电传真10分钟以后就访问到他,米沃什接到我们的电话很惊讶,他说我刚刚获得消息,正准备出门,你们的电话就打进来了。他以为是哪一个家人打电话来。我们做了一整版,那是华文媒体惟一一个在第一时间访问到米沃什的人。”
   “1981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德语作家卡内蒂。在获奖的消息发布的时候,我们准备了十几个各种语言的专家和文学工作者,卡内蒂获奖的消息一出我们就迅速出击,打电话,向世界各地,我们海外的朋友又多,作家、文学教授、出版人,各方面的人都访问,排山倒海的就访问过去了。我们访问了诺贝尔奖委员会,访问了出版商,访问了他的邻居,访问了他的德国和美国的朋友,全部都访问。都是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的。当时卡内蒂在伯克利大学教书,我们八点半接到电讯,九点半报纸就要开印,我们做了一整版,标题是:绕过半个地球,寻访卡内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