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茜小妹大"
台湾政治就是酗酒的男人
南方周末   2005-01-20 15:31:21

由绿营转向蓝营的陈文茜一直都是街头的活跃人物
题,作为当代的人

"文茜小妹大"
  
   □本报驻京记者 夏榆

   2004年3月19日,陈文茜在家中看电视,看到陈水扁遭枪击的镜头,满脸错愕。
   当时,陈文茜以台湾著名政治评论节目《文茜小妹大》的主持人的身份,投身白炽化的选战,帮助连战宋楚瑜所在的蓝营筹划竞选战略,制定政策,外界盛传陈文茜是蓝营的操盘手。在选战过程中,陈文茜住院两次,原因都是过度操劳。长达数月,每天睡不过4个钟头,经常工作到半夜,有时候快要崩溃。“3·19”之前,蓝绿阵营基本盘已定。当时的民意测验显示,蓝军可以小胜5到6个百分点。依据这个判断,陈文茜开始淡出连宋竞选工作。
   她没想到事态会有这样的大逆转。
   她说:“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人到了一种太深的沉痛,就无法哭。”
   当晚9点钟,陈文茜被通知在紧急状态下到连宋的竞选总部。陈文茜看到连战、宋楚瑜分别拜访陈水扁和吕秀莲。午夜他们吃闭门羹回来,蓝营重要的辅选干部,主委层级以上的多数负责人都在场。负责民调的专家表示,有三家民调已经打成平手。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已经崩盘。枪击事件让连宋支持者至少消失7到8个百分点,等于100万票左右。当时西班牙大选刚刚结束两周,西班牙3月14日投票前三天发生了全球震惊的爆炸事件,两百多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执政党马上把责任推给与在野党关系良好的巴斯克分离主义,而在野的政治领袖选择在第一时间冲到街上,质疑这件事是选举操弄。第二天发动1000万人的示威,要求真相。反对操弄。三天后,反对党险胜。42∶38。连宋阵营里有人提出是否要按证据质疑枪击时间,要求12点之前公布真相?还是坐以待毙,等隔天选举彻底崩盘。此时南部连宋支持者心理已经崩溃。陈文茜和在场的20多个人达成共识:提出质疑,但不作阴谋论推测,要求真相。“不过我们都低估了媒体,即使提出的是质疑,还是被媒体定位‘阴谋论'”。
   “3·19”的凌晨,连宋竞选总部召开记者招待会,台北市市长马英九让陈文茜第一个说话。陈文茜表达了她对枪击事件的质疑,要求绿营公布真相。陈文茜锋芒毕现的发言引起媒体的喧哗,很快总部就接到抗议的电话。后到的几位县市长与“立委”也就放弃讲话。与此同时,台湾“国安局”也在召开记者会。会后,马英九对陈文茜说起许多记者的负面反应。而此时选情紧绷,民众情绪激动。陈文茜主动告诉马英九,如果他觉得这是个负面的批评模式,他可以不在乎她的感受,马英九可以再开记者会,宣布陈文茜的言论不代表连宋竞选总部的立场,仅代表个人。这样既可以把泛蓝基本支持者巩固住,也可维护中间选民。
   当天晚上,因为想到陈文茜可能会被民进党支持者暴力攻击,泛蓝阵营派人保护陈文茜,让她住到一个幽僻的偏远地带。第二天,马英九派了大批的警力,只为了保护陈文茜的投票。陈文茜决定不再在选举过程中成为大家的负担,搭机离开台湾。她的离开被媒体渲染为“叛徒”。
   “3·20”的午夜,选举结果出来,台湾成为一个悲情的社会。因为远在美国纽约,陈文茜没有亲眼看到那一天的台湾,但是通过电视她看到了那些画面。此间,陈文茜被媒体形容为“压垮连宋竞选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4年岁末,在北京,友谊宾馆贵宾楼临窗的一个咖啡厅,陈文茜望着巨大玻璃窗外北京街头璀璨的灯火,她抑制着内心的落寞和感伤。“再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哭了。不只为自己哭,为连宋的败选哭,也为这几年的努力哭;更哭在这几年的背后,我所看到的台湾的未来。”陈文茜说。

台湾政治就是酗酒的男人

在凤凰卫视主持《解码陈文茜》,按陈文茜的说法,是为了应对在台湾受到的封杀。 别的暗杀带来悲痛,“3·19”“暗杀”给了被暗杀者阵营无比的快乐和欢欣……
   ———陈文茜

 

陈文茜专访
      “3·20”:一个暗杀的狂欢派对
   记者:在2004年的台湾选战过去9个月之后,你怎么看“3·20”选举给台湾社会造成的影响?
   陈文茜:这场选战,很多人受伤。这些人的伤,有的个人可以承受,有的时间可以抚平。但是台湾的伤痕呢?一道属于陈水扁的伤口带给了他胜利,但是属于台湾的新伤口在逐渐扩大。“大选”双方票数那么接近,在民主的选举里可以自动验票。而我们得等到温和的蓝军选民开车撞击地检署,法院才下令查封票箱。我不知道“3·19”当天枪击的真相是什么,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真相。选战之后,凯达格兰广场是悲愤的,挫折的,去那里的民众,不一样的面孔,一样的愤怒。选战期间台湾民众的抗争高达100万人次,他们绝望的呐喊,是我听到的最沉痛的声音。
   记者:“3·19”陈水扁被枪击的时候,你是最先发出质疑的人,现在你仍然质疑吗?
   陈文茜:历史上暗杀重要政治人物,分两类,一是有强烈暗杀意图的政治谋杀;另一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尤其选前几天,往往能创造无限的政治利益。为了自己的政治声望,为了竞选,历史上太多的政治人物制造肮脏的政治阴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面临莱温斯基丑闻缠身,曾下令攻打科索沃转移焦点。尼克松第二次竞选总统,想尽办法破坏越战巴黎和谈,他知道对手最大致命伤就在越战。台湾以前也有政治暗杀事件,林义雄家被灭口三人,陈文成莫名其妙死了。所有这些无法破案的暗杀,都被归结为政治阴谋。只有暗杀符合政治利益时,暗杀才能受到掌握公权者的保护。“3·19”枪击案,创下许多先例,第一是找不到凶手,第二不打致命的头部,第三到现在为止,什么枪、伤口怎么形成、现场的弹壳从哪里来,都没有确切答案。别的暗杀带来悲痛,“3·19”“暗杀”给了被暗杀者阵营无比的快乐和欢欣,从第一刻陈水扁“中枪”,邱义仁开记者会,一路微笑直到“3·20”,那是一个暗杀的狂欢派对,从“3·19”到“3·20”。
   记者:吕秀莲成立枪击案真相调查委员会,到今天,你怎么看这个委员会的工作?
   陈文茜:在民主的地方,政治人物枪击案,只有两个答案。预谋的,那么政治人物的行为是组织性犯罪;以公权进行一场有计划的犯罪行为。非预谋的,安全局长、特勤中心主任、侍卫长等必须下台,必须接受军法审判,必须被弹劾。如果陈水扁枪击案属实,他们全逃不了以上的命运。在民主的地方,传媒会比政治人物早一步发现真相,例如美国的水门事件。都是靠媒体发掘真相。但是在台湾,媒体能吗?陈水扁不能做到诚实,媒体不能发掘真相,这就是台湾今天的现实。
   记者:1月17日,真调会查枪击案,公布百余页报告,你怎么看这个调查结果?
   陈文茜:真调报告有两个突破,一个是我看到真调会跟李昌钰鉴识报告和刑事局报告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陈水扁身上的清创,手术以后被切下来的皮肤、纱布等等在真调会的追查之下,在“3·19”之后,过了将近6天左右,由医师在垃圾袋里找出来。它根本没有经过应有的保存。没有在科学或物理方面不变质的保存,经过了6天,是由医师从垃圾袋里找出来,它很可能在中间被调包和造假;第二个突破点,就是真调会把陈水扁的伤口、衣服和子弹的关系做了清楚的分析,认为“3·19”枪击案从陈水扁身上找出来的子弹,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存在,如果存在它应该掉在车上,或者在他下车的时候,或者是在他下车走在集美医院的路上,或者是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而不是在他的夹克衫里。因为他穿的夹克,下边是没有松紧的,而且是非常宽松的。如果是在衬衫和夹克中间,它一定会掉出来,这是勿庸置疑的。
   调查结果显示,陈水扁腹部枪伤的形成原因不合常理。
   记者:你怎么看真调会提出弹劾相关失职官员、罢免陈水扁的建议?
   陈文茜:我今天看了台湾宪法增修条文和相关法律规定,罢免的结果可能不会成立。但是要让罢免案在立法院成案,并且逼迫陈水扁到立法院做罢免案的陈述报告,只要四分之一的委员同意就可以。真调会不是最后的结论,但它会是以后司法调查的一个重要的理据。看起来,真调报告跟李昌钰的鉴识报告和刑事局的报告,3个报告结论不一,各执一词。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份历史文件,这3份文件在将来的历史中,真调会的报告可能价值最大。现在看不出这个报告的重要性,过5年,10年,当陈水扁失去权力的时候,这个报告的重要性会突显出来。
   记者:你怎么看“3·20”之后的台湾社会生态?
   陈文茜:我在台湾讲过很多次,“3·20”之后,能够制衡陈水扁的力量已经不在台湾,在华盛顿和北京。现在台湾在野阵营看起来人很多,参选还爆炸,但实际制衡陈水扁就像一栋空房子,不知道人在哪里。每次讲的时候,我都有种伤心。台湾的族群矛盾和冲突造成台湾的严重分裂。你把台湾当成你的家,你可能有很多不满,但是你看它陨落得那么快,一直在犯错,没完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人家一把火烧掉,它都不自觉,还一天天地在闹,看到这些,你觉得真是很伤感的事情。

   我只是个入戏的观众
   记者:1998年,你宣布参选“立法委员”后弃选,转而竞选民进党主席,并将竞选过程视为告别民进党。2001年,你又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立委”,高票当选,你的政治行为看上去更多的像游戏。
   陈文茜:别人把“立委”当个宝,只有我和李敖把“立委”当个屁。现在我不选“立委”,成为最近身边人的主要话题。为什么不选了?我不厌其烦跟朋友们解释,说三道四,后来想想也不是办法,应该找一个三言两语的答案。我最新的回答是:想嫁人。当“立委”没人敢娶,因此不选了。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三年前我选择当“立委”,三年后我选择只做一届。我看穿自己只是一个入戏的观众,等我看着台上的戏演得如此之烂时,忍不住从观众席跑上去当演员;但我只是一个入戏的观众,终究要回到观众席。我内心一直有个强大的声音告诉我,人生不能这么过。于是自己亲手终结政治之路。我要圆小时候的梦,当一个作家。我要让自己离开这个岛屿。
   记者:你20岁就开始闯荡政坛,但你现在形容政治是“照妖镜”,它照出“每个人生命中属于魔鬼的那一面”。
   陈文茜:我年轻的时候,反对国民党是要坐牢杀头的。那时人们没有权力,也没有照妖镜可言。那个时候的照妖镜最多照出每个人的胆怯。胆小、怕死,就是对的话你不敢讲,对的事你不敢做。但是到了后来,台湾的这些问题不见了。可以大声说他想说的话,尽情做他想做的事的时候,再到后来,政治就成了权力。在我看来,现在就是浪漫主义政治受到现实主义政治的挫折。因为你今天要反对的不是你的政敌,也不是你看不起的人,很多人是你的同志,很多人曾经就是你身边的人。他们做一些你不同意的事情。你必须找一个理由说服自己,你要把他们跟你自己区别开,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还是一个浪漫主义政治者,只是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等于是在原谅我的老朋友们,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不用攻击这个人,你为什么做了这个错误的事,你为什么说了那个错误的话。我用这个哲学性的抽象的语言去说他,用文学性的语言去说他,说服我们每个人。
   李敖曾经有一句名言说:我们的悲哀并不是陈水扁是我们的敌人,而是国民党是我们的朋友。
   在政治里有很多经不起权力考验的面相。包括我,曾经共同打天下,曾经很有理想的朋友。你没有上台之前还蛮有理想的,等到你摸到一点权力的时候就会变。比如说我们看以前的小马哥(马英九)多么纯真可爱,现在我们觉得他要2008,整个人就开始变了,等他得到了2008年的位置,还不晓得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即使连小马哥这么纯真可爱的人都很难说,何况别的人。
   作为当代的人,我觉得我应该去阻止他(陈水扁)。但是我发现我再努力也阻止不了他,因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子。你觉得他是前边驶来的一列火车,你不躲避就会被它辗死。火车会撞到墙,车翻了,无论是参与他们的人,还是周围的人,都会遭殃。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个极端的政治力量。极端主义兴起的时候它要闹个够,闹到垮台为止。人永远没有办法。你好像觉得苦难结束了,觉得好日子来了,但是很快等待着你的是更大的灾难。你永远也无法踩在一个踏实的地方。
   记者:你说,这是个没有英雄的年代,英雄只会不小心戳破历史的纸,最后自己坠落悬崖。你有过英雄情结吗?你曾经定下人生终极目标是两岸谈判代表,为什么?
   陈文茜:我没有英雄情结,我有历史地位情结,我很在乎我在历史中的位置。所以我很刻意地处理两种事情。就是我在面对权力的时候,我认为它在历史中有价值我会去做,否则我不去做。所以像现在如果说在台湾有一个位置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就是台湾辜振甫的那个两岸谈判代表。其他的我都不要。那个位置你要坐了,坐好了,你比任何“总统”、“副总统”都有历史地位。你看现在台湾的“县长”、“市长”,看起来权力很大,但是实际上是个二愣子。只是一个救火工。所以我在乎历史地位,不在乎名利地位。
   第二个我在乎我做一个女人的历史地位,在乎我做一个女性典范的历史地位。这个我很在乎,而且我会刻意去经营。我觉得那么多女人在看我一步一步地过我的人生,写我的人生,度过一关一关的困难,我要做给她们看,我要让她们看女人是可以这样过人生的。无论你出生在台南的人,出生在台中的人,或者出生在河南的人,出生在英国的人,出生在1950年代的人,人都可以去找各种自我认同。我最强的认同就是当一个女人。当一个帅帅气气的女人,活得很好的女人。这非常重要。

   族群分裂,台湾的幽魂
   记者:江霞出任华视总裁,她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封杀罗大佑、萧蔷、孙翠凤等台湾艺人。李敖和你也因各自政治立场受到台湾当局限制。《中国时报》有社论批评绿色恐怖袭击台湾岛。你怎么看当前这种局面?
   陈文茜:在“3·20”大选中,江霞的升迁就是陈水扁的酬佣。他的策略就是,派你去就是让你去咬人,你这只狗居然不咬人,我就换只狗。“3·20”之后,华视换一只会咬人的狗,那只狗就叫江霞。陈水扁就是要让你知道你跟他对抗是生存不下去的。
   记者:我很想知道台湾文艺界和知识界有什么作为。
   陈文茜:台湾已进入动荡年代。选举意外引爆了早就存在于政治社会底层的族群政治——它谈的是血缘身份;它的力量源自排他与仇恨动员。“3·20”“大选”与其说是蓝绿对决,不如说是族群政治与非族群政治力量的对决。
   侯孝贤导演领导的“族群平等联盟”尝试在大选中化解族群意识的幽魂。可我很清楚,族群的本质是一种宗教运动。无论是本省的、外省的。族群的和解,也必须是另外一种宗教运动。它很难是少数文化人偶尔的呼吁,试图平衡的批评。毕竟连一个坐牢25年的人都无法正常化自己族群平等的语言,几位得国际影展奖的文化人,又怎能对抗这族群意识的幽魂?侯孝贤他们跳出来,很孤单。他的联盟中间很多人胆怯,而且自命清高。胆怯就是要计算利害得失,清高就是陷于政治的漩涡之中。他们要算计各方势力给他的尊宠,所以他怕玷污了他的名誉。台湾知识分子没有足够的正义感,他们大多数的工作都是伪善的。南方朔、侯孝贤,还有杨度,他们在这样的工作中就会受伤很重。他们在这个环境中是孤立的。因为现在他们的情况跟殷海光时代不一样。国民党到台湾,国民党内部有一批反省成员。像雷震、殷海光,为了政治信念,雷震被抓起来,殷海光不惜被“中央研究院”解聘,颠沛流离,他们那时候人数是一样少的。但是他们很有力量。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记者:你的时事评论节目常被停,你怎么应对封杀?
   陈文茜:到凤凰就是我的应对之一,我不在你的控制之中,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到凤凰就是给自己找一个碉堡,不轻易就被别人扑杀。你消灭不了我。你有办法封掉我的节目吗?就算你有,我还准备了另一套,我用网络、宽频、电视跟你斗。这世界没有投降两个字,只有困难两个字,比较麻烦而已。我到凤凰来开节目,就好像阿拉法特在黎巴嫩的难民营被歼灭以后,重建他的巴勒斯坦革命一样(笑)。
   记者:你1996年开始主持政论性节目《女人开讲》,2000年开始主持《文茜小妹大》节目,但是你的《女人开讲》和《文茜小妹大》因为锋芒所向经常遭到阻力,三度转台播出。
   陈文茜:以前知识分子的工具是报纸杂志书籍,现在知识分子的工具就是电视。人对自己不懂的事情他会想着到电视里去看。到底枪击案的真相是什么样的,李昌钰的调查取证是什么样的,报纸都封锁了消息。但是在电视上还能看到一个叫陈文茜的人在说话。他觉得她的话是可信赖、可依靠的,有来源,有分析,有解说,有发展。他就很想看。一个人打开电视的时候他想,都说陈水扁是一个狗屁,他打开电视一看陈文茜说陈水扁不是狗屁,而是牛屎屁,他就获得一个确证。这就是电视的力量,电视就是一种武器。
   记者:“3·20”之后,台湾有知识界人士认为,“大选”中台湾媒体的表现很可耻,你能评价一下台湾媒体的表现吗?
   陈文茜:我们的传媒是反智化的。电视和报纸都在娱乐化,电视里讨论严肃的问题,主办者会觉得太深。台湾的报纸现在已经没有一个报人应该有的理想了。不像早年的《中国时报》,当年的报纸可以带动整个文化的复兴。
   现在台湾的媒体是掌握在投机商人手里。他们透过传媒不只是赚钱,他透过传媒去讨好上边的人,去交换贷款,保护投资事业。他做投资可能是特权,可能是犯法,他需要在银行超贷的,这样他就需要传媒做背景的力量,按照正常规则,他的企业可能是要被倒店的,或者他要去坐牢,或者有案在身的,所以他透过他控制的传媒跟权力者交易,所以他不在乎他在媒体是赔钱还是赚钱,他在乎的是保护他的投资的安全。台湾后来的媒体几乎全部落在了投机商人手里,几乎全部都是。《中国时报》、《联合时报》那种文人气质都不见了。台湾第一大报是《自由时报》,那完全是靠土地炒作起家的房地产商。把报纸作为力量,然后自己做“监察委员”,否则“监察委员会”调查他。这个人做到了“监察院副院长”,然后整天用社论反“三通”。因为“三通”对台湾的房地产商不利,他就跑到上海买房子。这就是台湾的第一大报,保护台湾的房地产商利益,跟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对抗。报纸在台湾已是夕阳工业。它占不到媒体影响力的20%。剩下的就是电视,电视都是高度综艺化,是投资商手里的工具。传媒是建立一个社会观念的主要平台,传媒沦落到投机商人手里,它不仅不能监督和制约权力,反而是向权力拍马的一个工具。

   女人要离开不适合的男人
   记者:经常从电视看到你的雄辩,你犀利的锋芒,你强烈的攻击性,这些是你性情的全部吗?
   陈文茜:那是我面对公众的一面。我还有一面就是孤僻。实际上我是个非常孤僻的人。回头看自己,我觉得基本上,如果人是一个群居的动物,相对于多数的人类我就是一个比较孤独的,孤独的人。我养了很多狗,寂寞的时候就去养几只狗,所以我现在狗越养越多。有一只狗,也是我最心爱的狗死的时候,李敖就拿了十万块钱台币来,他说,今夜我们就去买一只狗,维持陈六条,你不能让陈六条变成陈五条。我说我现在是陈五娘,五只狗的娘。现在在我养的六条狗里有一只狗就叫做李敖大哥大,纪念他送给我的狗。
   记者:看简历你1976年考进台大法律系,在台大法律系的学业带给你什么样的营养?
   陈文茜:说起来考大学是我无聊的叛逆的后果,我其实是应该念历史系,台湾的女孩子都念这个系。我就不想跟别的女孩子一样。我觉得它们太冰冷了,我是个数学很好的小孩,历史系对我来说太无趣。后来我选择了法律系,一个是因为社会正义感,还有就是那时我觉得法律都是坏蛋专门给笨蛋制定让他们遵守的,所以我就念了法律系,其实一点乐趣都没有。进台大法律系第一年,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民法。我当时就觉得你要嫁就得嫁给一个糟老头,然后继承他的遗产,因为台湾的民法清楚的规定,女人一旦嫁了就什么都没了,她以丈夫的姓为姓,她的财产如果不公开宣誓,女人就没有任何财产,她只有一个丈夫,但是丈夫又不是她的。她怀孕10月,肚子好大,生出孩子哇哇叫,但这孩子也是她丈夫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女人的。只有等到她老公死了以后,她才可以继承老公的财产。这样的事情对我有影响,我觉得这简直是开玩笑。除非我傻掉了,我才去嫁人。我念法律系没有认真的学什么东西,惟一学到的就是看清了台湾女人的命运。
   记者:对自己你有一个比喻,就是舞台上“翻滚的舞者”,你的悲剧意识很强吗?
   陈文茜:我悲到一定程度就会笑起来,嘻嘻哈哈。我舅舅也特别喜欢看《纽约时报》讣文版。他已经是个有钱人,刚过60岁生日。我最近和他一起搭机从美国东岸飞西岸,他看完整份《纽约时报》最有感觉的,还是最后的讣文版。讣文,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有用没用,人生值不值,全看讣文。我现在如果死了,可能登个“陈文茜,46岁,留下六只狗,争议一生”。
   记者:你“跑回纽约写小说”让你的同僚很意外,那是为什么?你会在政治失意的时候写小说吗?写小说、政治辩论和媒体主持,哪一种方式更靠近你的心灵?
   陈文茜:纽约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我一直想写一部小说。就像你说的,我一直在三个角色里转换来转换去,今天演完这个戏,明天就该演另外一个戏。我既不会满足政治,也不会满足媒体,更不会满足文学,我必须有三块。现在,我平生第一次像用手术刀切去肿瘤一样把政治切掉。“3·20”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肿瘤,你痛到一定程度就要把它切掉。今年我特别觉得老,老不是因为我的年龄。去年我一点也不觉得老,今年才觉得老,不是因为加了一岁感觉老,也不是因为靠50岁近了才觉得老。就是你知道你的人生走到了一个极限。你觉得你有永远打不完的仗。“3·20”之后,我第一次用结构性的语言说话,我说,制衡陈水扁的力量已经不在岛内。他非要闹个够,闹到非要撞墙,任何人都挡不住的时候。对我这样一个充满浪漫主义、充满行动哲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深、很残酷的现实,因为你不能改变这个现实。
   记者:写作对你内心也是一种安慰吗?
   陈文茜:我没有发疯跟我的写作有关。我觉得我足以当一个精神病的案例。我有两个个性,一个是写作,一个是游戏人间的态度。我喜爱自己写作的一面,因为很舒服;写作的我是最舒服的人,内心可以很干净、很多东西可以沉淀。我现在就是再忙也要写专栏,因为只有这枝笔,是我出生到现在,从来不变的精神力量。从来不变的家。从来不会失去或死去的亲情,它像我的亲人。
   记者:你是一个经常被攻击的人,怎么应对各种攻击?
   陈文茜:觉得需要认真对待就去回答,不值得就不管它。我常鼓励女人要离开不适合的男人,对我来说台湾的政治就是一个酗酒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