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才生《李敖的灵与肉――李敖思想研究》目录
第一章“不自由,毋宁死”—-李敖与自由主义思想
一、 自由主义与现代中国
二、 李敖对胡适的继承与超越
三、 李敖与殷海光
四、 李敖的文化思想
第二章“愤怒青年”的抉择――李敖与“中西文化论战”
一、 谁是文化的播种者
二、 给谈中西文化者看病
三、 “全盘西化”论
四、 西化典型孙中山
五、 论战后的反思
第三章“发潜德之幽光”――《胡适评传》的独特价值
一、 作者为何要写这部传
二、 质朴生动的正文笔墨
三、 细密宏阔的脚注叙述
第四章离经叛道的“游戏文章”——第一部文集《传统下的独白》
一、 反抗传统,藐视传统的态度
二、 二十五品外一品——“狂叛品”
三、 《妈妈的梦幻》
第五章“横睨一世”的“独白”——杂文经典:《独白下的传统》
一、 复出之后的“李敖逆流”
二、 借古讽今的文化独白
三、 圆融通达的表达技巧
四、 流光溢彩的修辞艺术
第六章“诛奸谀于既死”——屡挫屡战的“蒋介石研究”
一、 锁定蒋介石
二、 从“辫子”问题谈起
三、 “民族救星”的人格悲剧
四、 “反攻”神话的破灭
五、 为历史求真相
第七章“破格”的讽世之作——《北京法源寺》的魅力
一、 人物的文化人格
二、 小说的文本意义
三、 小说的结构艺术
四、 小说的意象叙事
第八章化俗为雅 庄谐并重——李敖杂文的审美特质
一、 不留情面的“取类型”
二、 “直笔”、谐笔与詈语
三、 抓“由头”与“画眼睛”
四、 用典、带笔与知识趣味
五、 不拘一格的杂文体式
第九章以文警世 以文救世——李敖的创作理念
一、 作家的使命与人格
二、 语言的奥妙与标准
三、 作者的情感与理智
第十章“荐蚩尤”与“荐轩辕”——李敖与鲁迅
一、 李敖眼中的鲁迅
二、 李敖与鲁迅的人生哲学
三、 李敖与鲁迅的杂文
四、 李敖与鲁迅的情爱观
第十一章“举国犹狂欲语谁”——为李敖定位
一、 特立独行的思想家
二、 豪放激越的文学家
三、 以学术济世的历史学家
四、 自由主义政论家
五、 “大陆”型的知识分子

李敖对胡适的继承与超越(节选)
……
60年代初期,李敖与胡适在台湾的文化史上有过一场奇特的风云际会。胡适的一次演讲,李敖的一篇文章,共同产生了一股合力,引发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文化争鸣,这便是已经载入史册的1961年至1965年之间发生在台湾文化思想界的“中西文化论战”。也正是在论战过程中,胡适思想通过李敖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李敖亦通过对胡适思想的传播而家喻户晓,成为台湾现代文化思想界的一位擎旗人。
就李敖和胡适的年龄而言,胡适长李敖40余岁,属于忘年之交,两人交际交谈的时间并不多。而狂傲无羁的李敖却在胡适身上读到了这位自由主义者的孤寂与忧愤,他在《播种者胡适》中把胡适称为“播种者”,亦可见胡适早年在宣扬自由主义方面的独特魅力。他说:

没有疑问的,胡适之是咱们这时代里的一个好人,他有所不为,他洁身自爱。按说以他的英年盛名,风云际会,四十年来,高官驷马,何求而不可得?何至于在车声震耳的纽约寓楼,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叶蛋吃?试看今日国中,有他那种本钱而肯这样做的能有几人?自己欠别人钱,又退回政府送他的六万美金宣传费,试看今日国中,能有几人?无怪乎柴尔兹(W.W.Childs)说他是Sage of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的圣人)了。

李敖初出茅庐之时,胡适已是烈士暮年。当时胡适在台湾受到各种守旧势力的夹击,正是苦境难度之时,李敖的一篇《播种者胡适》不知给了他几多慰藉。在李敖身上,他也看到了未来的一丝亮色。对这位狂飚型的“西化”青年,他颇有揽之门下之心,他对李敖的关切和热情后来使李敖的导师姚从吾都有了妒意。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信中曾说过:“‘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这是李恕谷的名言,我曾读了大感动。这是‘收徒弟’的哲学……清朝学者李恕谷这段话,意思是说,交朋友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但是寻找知己与接班人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胡适引用这段话的心意,和他个人的遭遇有关。胡适名满天下,喜交朋友,一直活在热闹的气氛里,但是这种车水马龙的热闹,是虚荣的、虚幻的,聪明如他,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在热闹之余,未尝不存“求士”之心。他以为“收徒弟”是“求士”,辛辛苦苦收了好多徒弟,但是,在他身后,完全失败了。所以,一旦他发现了李敖这棵苗子后,便不肯松手,着意交好,处处关心,包括李敖的毕业论文都数次过问,从中亦可看出他寻找传人的良苦用心。
就李敖来讲,他在创作理念与创作实践等方面都与胡适有着密切的承继关系。
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忠实信徒,胡适提倡西方文学的“再现说”和“镜子说”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表示”,是为“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真正的文学应该能表现实实在在的人生,反映民间疾苦、社会问题和国家的实在情况,以及人生的希望和忧患。文学创作应以“普及大多数国人为一大能事”,能够“破除迷信,开通民智”,绝不应该“成为少数文人的私产”,成为反动政体歌功颂德的工具,作家的态度应该是客观的,以描写“事物之真实境状为主……不隐恶而扬善,不取笑而遗丑,是则是,非则非。举凡是非,美恶、疾苦、欢乐之境,一本乎事物之固然,而不以作者心境之去取,渲染影响之”。李敖的美学理念正是在忠实地继承了胡适的上述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他认为,一个进步的作家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要“生死有关于天下”,有“唤起民众”的意识,主张人们要“走出研究室、改良社会、研究农村、访问神医妓女,解决一二实际问题”。倡导“直笔”,反对“曲笔”,借古讽今,以文济世。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是“能够接触血泪与时代的人”,他们应该受过思想的训练。这种“唤起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和接近民众、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创作观无疑是进步的、正确的。与之相对,他憎恨那种“不关心小百姓怎么生活而高谈美丽的乌托邦”的创作,反对那种逃避现实的作家和不着边际的作品,并以琼瑶、三毛为例,毫不留情地批评其作品主题不过是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是“带领病态的群众,走入逃避现实、风花雪月的世界”。他的杂文与小说创作就是这种美学思想的忠实体现。
胡适十分强调思想的情感在文学中的作用,这也是李敖十分重视的一个方面。胡适认为,“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之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的先进思想和高尚的情操是导向盘,“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亦贵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较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胡适把“思想”视为文学的“脑筋”,与情感的重要性相提并论。他认为,作家思想情操的高下,是衡量他的作品“真”与“美”的重要价值尺度。比如,李白与杜甫两人同是艺术天才,造诣都极高,创作的作品中也都凝结着对社会人生的浓挚的情感,但“李白代表着隐遁避世的放浪态度,杜甫代表着中国民族积极入世的精神”,所以“李白究竟是一个山林隐士”、“天上谪仙人”,而杜甫“从那‘骑驴三十载’的生活里观察了不少民生的痛苦,从他个人的贫苦的经验里体认出人生的实在情况”,并能将“个人的遭际,社会的种种不平”交融为一体,把“心中的感慨尽情倾吐出来”,写出众多名垂千古的“史诗”。可见,李、杜天分都很高,但杜甫的精神境界更高于李白。胡适这种美学思想在李敖的创作观中亦得到充分的张扬。李敖认为作品的高境界来自于作家思想的高境界,要创作出上流作品,作家本人就必须具有超凡脱俗的人格。他曾引陆游诗道:“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一个作家要标新立异,首先需要洗掉自身的世俗气,“洗尽铅华”之外,还要洗尽在这个地区多年被感染、被辐射的“俗情”。“洗尽‘俗情’以后,该开始寻求‘灵药’,来洗心革面、来脱胎换骨。而这种‘灵药’,不是别的,就是‘新思想’与‘新知识’”。有了这种“新思想”和“新知识”,就可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大情感着眼,从大思绪着眼,“‘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放在极小处’,在大小之间,完成知识分子的伟大使命”。在情感的张扬上,李敖更是强调到了一个极端。他认为,作者在文章中流露自己的情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的对错问题”,“问题在把情绪过滤掉以后,这篇文章还剩下什么?如果过滤后空无一物,那这篇文章就纯粹是情绪语言、言之无物了;但如果剩下的是完整的见解、资料或内幕,就表示这还是一篇好文章”。“我认为要影响一个人,必须从情绪开始。情绪的力量有时候比知识更大。有许多很有影响力的人,事实上是很偏激的”。“我的文章能很快地抓住重点,然后用最简单的话表达出来。至于表达的方式,我很重视声韵,所以我的文章是可以‘读’的,包括里面粗野的话,读起来气势很壮,像篇演说稿一样”。从读者的接受心理角度,李敖亦点出了情绪化语言情绪化的特点,他说:“有人说我写文章是诈疯装魔,不错,我就是要打倒目前这种严肃的、虚伪的文风,所以我用了那么偏激的观念和手法。当然你们会说我这种文章有流弊,但是主要的打击面我打到了。我就是要证明你们这些文章都是狗屁,而我的文章就是虎虎生风的。我认为台湾就是没有这种偏激之气,大家都老成得要命,这种偏激之气用什么来表现?用文章!打破台湾这种沉闷而严肃的气氛……要影响社会,首先必须要有发言权。这是一般知识分子所最不能了解的。从作品的语言风格讲,无‘情’也就无所谓文学,作者在文章中总是要表达他的感情的,包括所运用的表达方式,也总是情绪化的。或‘义正辞严’,或‘嘻嘻哈哈’,或‘大嗓门’,或‘细声细气’,情绪化都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内容的对错问题……如果一个错误意见,用很理性的方式表达,它还是错的”。李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杂文创作正是这种美学思想的最好的体现。
另外,在文化思想、治学理念以及关注社会的角度等方面,李敖也深深地受到了胡适的影响。比如在中西文化观念、民主与自由思想、人生观等方面,两人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两人都是英美自由主义的信奉者。胡适对海耶克赞赏有加,李敖亦帮助殷海光将这位自由主义大师的名著《到奴役之路》(殷海光译)正式出版。胡适深受杜威哲学思想和易卜生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李敖亦对杜威的学说下过一番苦功,在高中阶段便写出了《杜威的教育思想一文》,讨论杜威的教育理念,并且有多篇文章谈到了易卜生的自由主义。两人都强调“争取”自由的重要性,胡适讲:“言论自由都是自己争取来的。”李敖对此深有同感,他的奋斗历程可以说就是争取言论自由的历程。胡适在思想上受到过梁启超的影响,李敖亦对《饮冰室合集》产生兴趣,他在中学时代写就的几十首言志诗便明显地带有梁氏诗歌的痕迹。包括李敖对赫胥黎、易卜生等人的关注,都与胡适的宣扬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切,都反映出他对胡适思想的痴迷程度。他坚信胡适曾多次引用过的佛经中的一句话:“功不唐捐”。只要照着预定的道路走下去,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
在治学观念上,李敖更是从胡适思想中获益匪浅。胡氏著名的“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的方法,他的倡怀疑、重事实、重证据、求真理的科学人生观,在李敖的治学思想里,发展成为“有话直说,有屁直放,小心求证,当文不让”。他在治学上所走的路,正是胡适给他指引的路,对资料的占有,对材料的甄别,对本证与旁证的重视,以及日记、传记、诗歌的写作等等方面,都深深受到胡适的影响。胡适喜爱的,他要照单全收,胡适具备的,他也要一一具备。
在写作的选题和创作题材上,他亦深深地受到胡适的影响,比如关于娼妓问题的研究,胡适在《研究社会问题底方法》一文中,曾就娼妓问题和纳妾问题的研究方法谈到做研究“须避掉偏僻的成见”,李敖对此深得于心,他在做预备军官期间,就参观了被称为“军人乐园”的营中妓院,并多次出入其间,调查访问,辑录资料,开始了有计划有目的的研究工作。数年后写出了具有轰动效应的《军中乐园的血与泪》,揭露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丑恶与黑暗。在少年时代就已成为“胡适迷”的李敖,从胡适文章中得到启发和灵感应该是比较肯定的。还有像关于“好人”问题,胡适曾讲过:“天下有许多好事,给好人弄坏了,这缘故是因为他有好良心,却没有好方法,所以常常偾事。”“好人坐在家中叹气,坏人在议场上做戏,天下事所以败坏了”。李敖则写有专文《好人坏在哪里?》,指出所谓“好人”的三大坏处:“不敢与坏人争”、“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以为‘心存善念’便是好人”,可以说是对胡适观点的补充和完善。再如,胡适有《差不多先生传》一文,讽刺社会上那种随遇而安、处处知足、懒于思考的国民惰性,李敖也写过一篇《无为先生传》,则是以文自况,表其心志之文,两文在构思上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性。胡适有《袁世凯的祀孔令》一文,李敖则有《袁世凯的祀孔》,在资料的引用上两文也有着惊奇的一致性。胡适在1919年的演讲(《少年中国之精神》)中曾提到荷马的一句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胡适称这正是“少年中国的精神”。李敖则写有激情洋溢的《我将归来开放》一诗,诗中写道:“当百花凋谢的日子,我将归来开放!”显而易见,两诗的主题是一致的。还有像两人都喜爱引用王安石的《梦》诗来表达自己的远大志向,都崇尚《法华经》中的“功不唐捐”,对墨子的博爱尚行,对历史上有骨气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李贽、顾亭林、李二曲等都有较高的评价,等等。从这一系列创作实践可以看出,胡适思想对李敖的创作实践有着巨大的影响,李敖是胡适思想的忠实继承者,他在20世纪下半叶的突出表现也证明,他是胡适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真正传人。
但李敖对胡适态度的矛盾性使他既接近胡适又不以胡适的“门生”自居,他曾说过:“在胡适‘求士’的心里,我是他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父亲是他的学生,我并不是他的徒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一方面,他把胡适的人格作为楷模,继承了胡适的思想和自由主我精神,对胡适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另一方面,他的远大的志向使他在人生理想方面又远远超越了胡适。他对胡适晚年的老惫十分不满,尤其是对胡适皓首穷经终老于学术研究为己足更是不以为然,他说:

可惜的是,胡适一生中,精神花在此类“思想作战”上太少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已经沦为浪花余沫,被夹击得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而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五四时代的胡适,不能伦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

胡适晚年的老惫使他渐渐成为台湾“自由民主”橱窗中的一种点缀,这也正是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悲剧性所在。李敖的目标是:“超越他们,是我经世致用、为人权战斗的方向”。在李敖的眼中,一切都不是既定的。他坚信亚里斯多德所讲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信条,对任何人都不能盲目地崇拜,对胡适也毫不例外。对此,著名学者孙郁先生有一段话值得玩味:

李敖是懂得胡适的,虽然他未必以胡适的是非为是非。他的不羁之气,冲荡之语,怨怼之音,与温情脉脉的胡适相去甚远,李敖敢讲世人不敢讲这言,而胡适则不说一句无根据的话;李敖谈古论今,藐大人而说之,而胡适探赜历史,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李敖的语体如怀素书法般的疏狂,胡适的文字像小楷一样规规矩矩;李敖是激情的、霸气的,胡适是平静的、柔和的……两个截然不同者,却在思想上有相似的交点,正是文化斑谰多姿的有趣印证。

在与专制政体作斗争的态度上,李敖并不赞成胡适晚年“容忍”的观点。1959年,胡适曾作过《容忍与自由》的文章和同题演讲,规劝他的自由主义同仁走一条“温和”的道路,不要采取暴力、激烈的手段,同时也是在劝台湾当局要有容忍的雅量。胡适崇尚英式的消极自由,主张走渐进的改良道路,这一大方向李敖是赞同的。但他不相信“政府”尤其是专制“政府”会有“容忍”不同意见的“雅量”,容许你搞“和平的渐进的改革”,更不相信自由知识分子的是要在有一个议会民主制度传统为前提的条件下才能走出来的。而当时的台湾政治是国民党的一党独大,听不进反对的声音,这条道路显然难以通向胡适等自由主义文人心中的那个英美式的“民主共和国”。因此,李敖认识到,改良的第一步,是要让人们意识到自由与民主的重要,撒播民主与自由的种子,为党外力量催生,争自由,争民主,为人权而战。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却是惟一有效的思想改良。李敖也因此与胡适在思想上有了分野,走上了他所认定的与黑暗、专制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的道路。
综观李敖大半生所走过的道路,每一步都与胡适思想的影响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他像胡适那样倡导民主、争取自由、呼唤法制,忠实地继承了胡适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和社会活动实践着胡适等老一代自由主义文人的社会理念,而且以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展示了台湾新生代自由主义文人的流光异彩,从他对胡适思想的发扬与光大,可以看到老一代自由主义文人血脉的遗传与更新。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舞台上,一个薪火相传的过程就这样通过两位文化大师的关系象征性地体现了出来。

 

作者陈才生,之前我看过他多篇讨论李敖文章风格的文章。更有意思的是自1998年后他在安阳师范学院长期开设“李敖研究”课程,这种独辟蹊径的做法在国内大学中还是极其稀有的。此书应该说研究的成份多于抄书的成份。还是值得买的。书中对于董大中一些无中生有的观点也作了辩论。此书于2003年11月出版(其实已经于10月份出版了,我昨天偶逛书店看到的后随即买下了。)台湾那边的朋友可来函由我代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