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位烈士
————“郑南榕研究”自序
李敖
  郑南榕生在1947年9月12日,死于1989年4月7日,活了42岁。他自焚后,我总想印行一本“郑南榕研究”,来纪念这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的朋友。如今半年下来,我终能如愿。书成之日,我临文作序,在哀挽之中,也不无欣喜。
  我常说,南榕是我的小弟、小兄弟、小老弟,因为他“追随”我最久,达二十年之久。南榕活了42岁,其中一半的时间,跟我有程度深浅的“追随”关系,这种关系,不是自以为是南榕的朋友所能赶过的,更不是他死后冒出来的大量知己、同志、使徒和送丧者所能企及的。我说这话,重点并不在我和南榕相识之久远在他人之上,而在我和南榕相知之深远在他人之上。也就正凭了这种生死交情,使我在生死线外,孤独的为南榕印了这本纪念之书,不以生死易他之志或我之志。这种心愿、这种离情、这种义气、这种我独来他独往,在举世滔滔众神默默的时代中,可算是一幕绝无仅有的生死恨。如今南榕演其死者而我扮其生者,死生亦大亦小,反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因义受难受谤之际,对朝野狐鼠,不无所恨。我生平嫉恶如仇,南榕嫉恶之情,尤甚于我。如今南榕已去,我以文字衍义,纵人生常恨,也要使水常东,变乱流为主流。如今这种抱负,也正是中国“不识时务”知识分子“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的抱负,我和南榕,虽取舍有同异之别,但在精神方面,却是两人一致的。
  南榕在1985年4月15日,曾发表过回忆他与我结识的经过,他说:“1968年的暑期,我正在朋友办的文学性质的‘草原杂志社’帮忙,第一次见到李敖。这种‘杂志--李敖--我’的三角缘分,在十七年前就建立起来了。第一次见到李敖,是在他现在安和路的那个‘家’。当时门牌还是信义路,双并的四楼公寓,右边是‘文星’杂志社的资料室,左边就是他的‘第一个家’,他自己买的第一栋房子。我第二次‘正式’见到他,是为了‘深耕’杂志的小鬼林世煜、邱义仁、林正杰不愿刊登‘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一文,我问明地址匆忙赶到安和路时,大势已去,双方已经决裂了。我是赞成刊登的,也因而留下来与他长谈,‘正式’建立友谊。第二次的正式见面,地点不变,时间却是十五年后了。李敖在二次出狱后这段期间,所作的文章更是轰动一时,打了好几只大老虎。可是套用他自己的话,却也‘浪费’相当多的力气在‘打老鼠’与‘打苍蝇’。我心目中的李敖,不是这样浪费笔墨的,他应该是一个一流的思想家,他应该有更高杆的思想杰作。可惜,后来我也搞起杂志来,拖他下水了。”
  在我和南榕携手“搞起杂志”的时候,我们争取的,是言论自由。这在南榕亲笔的创刊号,第一篇“言论自由第一优先”文中,已经宣示得十分明白。南榕虽然指出“在这个蔑视自由的小岛上,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从来没有过。李敖先生个人争自由的成绩是第一名”,但在我看来,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却后来居上。我认为,南榕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上。至于后来从事争取组党的自由(他是台湾第一个以行动突破党禁的人,远在投机的民进党不敢组党前,他就加入了许信良的台湾民主党)、从事争取集会的自由、从事争取台独的自由,……只不过都是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大前提下衍生出来的。别有怀抱的人把南榕的功绩,定位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之外,这是对南榕的一种政治性、宗教性的窄化与小化,是与史实不合的。基于我和南榕二十多年的人相识到共事,我想我最有资格说这种话。
  美国思想家孟肯说得好:“为理念去死,无疑是高贵的。但为真实的理念去死,那就更高贵了。”我始终相信,南榕在为一种“真实的理念”而死,这种理念,既非政治的,也非宗教的,所以任何政治目的或宗教目的的解释,都窄化、小化了他。南榕其实为了更高贵的信仰而死,那种信仰,从政客到教棍是不理解的。我知南榕、我思南榕,特高其明而光其大,以责众生、以昭来者。是为序。
                            1989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