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评论媒体与财团大战

谁封锁李敖 谁就得付出代价

文/黄创夏 郭志荣 陈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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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言论自由,我闯了祸,我知道谁杀了我,蒋经国、蒋介石……或是谁。现在不知道了,都乱了,我搞不清楚谁捅了我。”在与东森电视台的节目续约争议之后,一生独树一帜的李敖,又再度成为新闻人物。

财团控制媒体


事实上,作为一个文人,李敖一生办杂志,搞媒体,也常因言贾“祸”,而时至解严十年后,对李敖来说,由于媒体和财团的新互动,言论自由又面临着新的局面。长期身为一个文化评论者,李敖深刻感受到过去和现在的不同,李敖说:“我觉得目前评论现象里,有两点是我很厌恶的。第一个是过分讨好群众,不敢指责群众错误,我看不起。还有是写一些荒谬、莫名奇妙的文章,以为是故弄玄虚。事实上不值得一看,所以我在节目里骂《圣经密码》、《西藏生死书》,这些根本就是假书、不能成立的。有些东西是科学的,好比IQ是科学的,EQ是假的,没有这个东西。大家都当成科学的去宣传,还卖成畅销书,根本是群众的混淆。”同样的,在言论自由的层面上,也有很大的变化。

李敖说:“戒严时期的新闻,你面对的是刀枪监狱,他就是坏政府,用很粗暴方法来干涉你。现在不是,现在财团控制媒体,你得罪了财团就不给你上了。过去我得罪王老板(王惕吾)他就封锁我;骂余老板(余纪忠),余老板就封锁我。那你说可以扺抗啊,我去办报纸,政府就不给我登记,等于说是变相的封锁,用比较柔软的方式来干涉言论自由。”回顾过去,李敖说:“过去三台是被控制的,像赵宁这类节目温温的,尽是些风花雪月的事,不谈政治。忽然第四台开放了,开放后大量的节目出现,过去媒体掌握在演艺人员手里,像张小燕、胡瓜……这批人,这批人没有什么货的,祇能逗乐,嘴巴讲不出什么有深度的东西,脑子里也没有货,也不用功。”
而涉及一些深度的东西,李敖说:“他们跟不上,不能通吃媒体,结果出来比较能引诱人说话的节目。像李涛他做节目祇要卡掉电话,限制你时间,然后把你讲的话作个结论,不用做任何准备,早上起来十几个人开会,决定什么新闻跑、电话给谁,所以我骂李涛赚钱赚得太容易。我那个节目讲半小时,那个字幕一集打了六千五百字,我在真相六百集,你想一想要消化多少资料?我没有请助手来帮我,都是我自己来。所以说这碗饭祇有我能吃。”
金钱取代真刀真枪

而到了现在,李敖说:“现在的话不是用真刀真枪,而大部分用钱的力量来干涉。像我在商业周刊调查鸿禧山庄,先在联合晚报登了出来,联合报记者立刻来采访我,结果隔天一个字登 不出来,所以我骂联合报,敢骂李登辉而不敢得罪张秀政。因为他们怕以后没有广告,不敢得罪张秀政,他们也受到这种经济压力。”
而在当下台湾,经济力雄厚的财团,不管是和信、力霸和邱复生都大举进军电子媒体,经济的压力会更大吗?战场老将李敖又是如何看待这些对手呢?

对于东森,李敖说:“我认为王家搞媒体干错行,因为媒体涉及言论自由,要尊重经营媒体的总编、记者的权利,老板不能伸手过来,但东森很明显的他们可以越过总经理直接由副总对外发言,在总经理不知情也不同意的状况下。”因为,李敖认为:“他们基本上是机会主义者,任何有发财的机会就卡位,这一部分王家可能是卡错了。因为搞媒体需要特殊智慧,还必须有肚量,否则玩不下去,媒体不是好玩的。”

不过,李敖对于力霸王家的评价,还是比和信辜家更高,他说:“我觉得老实说辜家还不如王家,虽然我和王家闹得不愉快。辜振甫是捧着卵过河,过河的时候捧着睾丸,怕这睾丸掉到水里去被鱼给吃掉,胆小如鼠,所以你看辜家媒体都引进外国的系统,几乎不敢做任何节目。”

而王家,李敖说:“比辜家还有种,祇是他们评估错误,找李敖来做节目,打李敖牌;就像美国打中共牌,有后患的,因为打不好会出事。所以辜家经营媒体是有此心,可是无此胆。因此王家搞媒体是比辜家有种的,虽然说种不长就是了。”

“电波老虎”别有一套


至于“电波老虎”邱复生,李敖则认为他别有一套,他说:“ 我承认邱的反应很快,他出身是以前干校乐队打小鼓的混混,可是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很痛苦,在跑带子的时候也曾经被流氓打,办公室的桌子被翻;可是他反应很快,能趁着邵氏的势力窜起来。当然是有人指点他,就是周荃,所以真相新闻网是第一个在第四台出现的。可是后来卫星出现了,原本他们都准备跑带子的,忽然卫星出现了,结果周荃找不到财团,邱复生找到邵氏,所以他就窜起了。所以说邱是个特例。过去他很早就和李登辉搭线了,你可以去看李登辉竞选时,在报上拥护李登辉的名字,你们可以去查证一下。现在他则和李分派了,比较偏陈水扁,因为李对他不满,可是在过程中必须承认他很会耍别人的钱,他本身没有钱。”

不过,会耍钱是一回事,但是当媒体碰到政治,纷扰也随之而来,李敖说:“政治不是下跪的,看谁狠,是力量的角力,你用息事宁人,不得罪人的方法,没有用。我觉得拥有媒体的人没有用它来好好的撑腰,反而变成负面的作用,我觉得真正会搞政治的人不会这么做。”

因此李敖说当下媒体的困境就是:“这是他们的苦恼,媒体是讨群众好,因为媒体是群众看的,观众不喜欢的节目,你又爱做公关,讨好大官,或者给大官打歌,这没有用的啦。你看卢秀芳还没结婚前有一次请过老公公徐立德上节目,收视率也没有比较好,这样媒体经营都会不干的。我们节目不好,因为老伸出一只黑手来干涉,任何媒体工作者都会抗议的,因为媒体工作是自主活动,自主活动一不小心就碰到地雷。”

相较之下,过去的时代,又是另一风味,李敖说:“那时候根本用不到媒体,我们自己造媒体。那时候《自由中国》,我当发行人,陈水扁当社长,周伯伦、颜锦福也在里面。大家带着小弟到处流窜,被人打压,直到解严,媒体后才注意。最早赵宁做节目请我去,祇能谈女人,谈风花雪月,后来我的那段被剪掉,说我不可以打书,我就呕气。所以我现在逐水草而居,跟游牧民族一样,哪个人或是王八蛋我都愿意和他合作,不管是一天、一个星期、三个月都无不可,反正最后都会拆伙的。

我的理想就是勇往直前走大路,而在过程中会有朋友,有女人来去,也有敌人骚扰,这不稀奇。”战斗力十足的李敖,依然斗性十足。

是否成了斗争中的“帮凶”?


可是,在这斗争之中,李敖会不会担心自己也成了“帮凶”?

就如同李敖说的,东视的收视率,是李敖拉起来的,对此,李敖说:“我怎么帮凶呢?我在说我的话,我在利用你的媒体说我的话,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你有负面的收获,可是你也有正面的收获,正面的收获好比说,我们受到李敖的影响,我们开始维护言论自由,我们提倡言论自由了,这是正面收获。“你不问收获的话,就得到负面收获,压迫言论自由,让你选择。可是他得到那正面收获,对他有没有害处哪?我愿意他得到正面收获。像法门寺戏中有位叫刘锦的,他是位宦官,一辈子没作过一件好事,结果作一件好事就在法门寺那出戏里面,他作了一件好事,那我们要肯定啦!你说坏人作几件好事,我们是按件计酬的。我被他吸收,我改变了,哪我是助纣为虐,我本人没改变,而他跟着我作某种程度改变,说改三个月好啦!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这也是尔为尔,我为我,我不改变的。所以三个月我没吃亏啊!骂到最后一集我还是骂的,骂那个附马爷,骂那个赖国洲。”

因此,在当下的媒体生态之中,李敖依然悠游自得,正要和东视进行诉讼的李敖,因此自信十足的说:“我没有办法突破,但你封锁我,你会付代价,我是像飞弹一样保证互相毁灭,像美国和苏俄互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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