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与庄因

庄因的照片

李敖在《快意恩仇录》中记录了一位与其有两代缘的友情,其中之一即与之有忘年交的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字慕陵)与他的四个儿子庄申、庄因、庄喆、庄灵一家。庄严老先生的夫人申佩芬(申若侠)是李敖父亲李鼎彝在吉林女子师范学生,且是李敖母亲张桂贞的高班同学。两位夫人在校时还合照过相,虽然友谊早就“简直没有来往了”,但照片至今仍为李敖保藏着。在这两代缘中,其中尤以庄因与李敖关系最为密切,他们同在台中一中就读,后来又同属于台湾大学文学院的高才生,李敖读历史系,庄因读中文系。

庄因, 1933 年生于北京, 1949 年随家迁居台湾, 1953 年考上台大中文系,研究所毕业后于 1964 年受聘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任教,次年转教职于美国斯坦福大学, 1998 年退休,现任该校亚洲语文系兼职教授。

庄因自 1949 年随家迁至台湾后,住在台中县雾峰乡北沟村。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就设在北沟,庄严老先生知道李敖喜爱文物,所以几次邀请他去北沟,拿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四库全书》一函给他看,那是李敖第一次看到这些国宝。李敖在《大学札记》中记载了两次去北沟的所见。

  在台大就读时,李敖与庄因来往密切,他们同住在温州街 73 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李敖在第四室与陆啸钊同挤一张床,后来庄因搬至第九宿舍,李敖则搬到第七宿舍。在自已用功读书之余,他们经常与马戈、陈鼓应、景新汉、陈彦增、翁松燃、孙英善、萧启庆、王尚义等一班好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图书馆、傅园、新兴等地经常是他们聚集的据点,或者经常半夜三更,东倒西歪地躺在台大校园草地上,清谈终夜,自命为台大清谈派。也经常步行至台大校门口沿罗斯福路向市区至同安街附近的寿尔康四川饭店打牙祭,或赴碧潭划船。当时李敖自称“洒家”,称呼庄因则为庄鼻子或庄二爷。可以看出这帮受自由主义思想启蒙的台大学子的狂狷之态以及他们之间无间的交情。当时的长袍客李敖已经享有“情书满天飞,人人都想追”等美誉,偶尔也请庄因的女朋友袁兆珍帮忙介绍女朋友。

1957 年,李敖因受殷海光之影响,欲转读哲学系,翁松燃向庄因说李敖有大志向,自视甚高。后来转系未成,庄因乃专函安慰:“如你以前对我所言,‘咬着牙'念下去,不必再想其他一切,读自己的书。我说‘善为惊人之举'的人不是很多的,你以往的勇气与魄力足可担当。”而当庄因失意举目惶惶之时,李敖也对其多有劝慰,晚上躺在文学院的石级上,李敖劝庄因宁可少几分学问,不可没有思想。

庄因与当时台大文学院院长台静农一家也有世交。及至庄因读大学二年级以后,台静农的长子台益坚自台大毕业,便把投送台大各单位中文报纸的工作转给了庄因,后来庄因又将其转给李敖。这样,李敖就获得了一份骑车送报的“美差”,每天早上未明即起,骑车到火车站附近贩报地以现金换来报纸,就地折好套好,再返回台大,送至各单位。后来李敖将这份差使转给陈彦增、孙英善,陈彦增、孙英善转给张丕隆他们。

1959 年,李敖在台大历史系即将毕业,其时因与罗君若分手,为避免与罗会面而尴尬,决定弃考研究所, 7 月 10 日写信给庄因:“研究所我决定不考了,那人要考我甚厌厌,此事满城风雨,人人多来‘吊丧',或惋惜,或责备,姚老头甚至为之……‘久不成寐',此事未可以理智分析,如是分析实在犯不上,划不来,但从我走极端的个性看来,是多意料中的事。一个被你称为‘屡作惊人之举'的人,为一个单纯的‘感觉问题'来殉道,实在也算不了什么的。”由此可见,李敖的狂狷个性,他一生“屡作惊人之举”也就其来有自了。

由于没有投考研究所,李敖毕业后即入伍服兵役,先在凤山陆军步兵学校军训。入伍后,李敖与庄因频有书信往来。庄因去信给李敖:“你也许需要与我以前一样来个环境的大变,在这段新生活中找寻自己潜在的一面,谁都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并劝李敖在生活态度方面稍稍收敛狂态,别太玩世,谁能断言军营中的李敖不会有新的改善?而此时李敖因受海明威以及军中生活影响,想修正以往只在书本上做人而未在行动上做人的“零标尺”,正在努力“找寻自己潜在的另一面”,追求死的精神与勇迈,将军营生活当作其人生的一种磨练,在为人处世上也是表现出他一贯的洒脱强悍作风以及从戎不投笔的姿态。

军营中的李敖仍未能摆脱贫困的困扰,经常“穷得像房间里的老鼠”,他经常去信给庄因、陈鼓应、马宏祥等告急,他们也经常慷慨解囊相助。陈鼓应与庄因的论文获得佛学奖学金,李敖以“无耻”詈之,但当他们以此“黑钱”相赠时,李敖又欣然接受,并诗以戏之“天天正愁囊如洗,竖子忽寄孝敬钱。”由此也可以想见他们非同寻常的关系。

当年元旦期间,庄因去信邀李敖北上台北参加同学聚会。次年九月,庄因抽中步兵签,亦南下凤山金汤营房受训,其时李敖即将被派往澎湖。 12 月 14 日,庄因结训,李敖写信给庄因,告知袁祝泰约其二人新年北上,做四室同人欢聚。

李敖在军营中结识潘毓刚及郑清茂等昔日在台大对李敖有所耳闻但不愿结识的朋友,而郑清茂在台大中文系高庄因一级,且在第九宿舍时与庄因同舍一年,这样,李、庄、郑之间的关系自然又更近了一步。为了摆脱生活的拮据,李敖写了《一封神气的情书》、《妈妈·弟弟·电影》等文章,由郑清茂帮忙寄投联合报副刊。当时联副编者林海音女士对李敖颇为欣赏,认为了是“不平凡”的天才,但由于《妈妈·弟弟·电影》涉及女权主义,林海音不敢刊登出来,怕会受到社会的反感,郑清茂劝李敖改行文学,并要李敖写信给林海音。李敖乃写一信给她。

自军营退伍后,李敖于 1961 年考上台大历史研究所,庄因亦就读于台大文学院研究所。当时美国斯坦福大学在台大校总区设有分校,庄因兼职于此。因受家学及丰子恺漫画的影响,庄因除撰写文章之外,又习书艺,更兼绘画,他用其“第三支笔”创作了不少画作,更举办了个人画展,他寄给李敖一份画展请帖。那年冬天,李敖在《文星》发表《老年人与棒子》,引起轩然大波,更由此展开一场中西文化论战,入主文星之后的李敖声名雀起,他自动从台大研究所休学,当起文星杂志的实际主编。在《文星》创办之初,虽然标榜“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号召“不按牌理出牌”,但事实上,它的表现却可怜得很,在“思想上”的表现尤其可怜。当时的编者之一就有以前在联合报副刊“玻璃垫上”写作专栏的何凡(林海音的丈夫夏承楹,后来成为庄因的老丈人。)李敖写《长袍心理学》谓何凡乃理论家,而他才是实行家。后来,在文星兴风作浪的李敖由于触犯当局,星沉而遭软禁,继而被投狱。而当年与李敖来往密切的朋友也纷纷离他而去,友情逐渐殒落,正如李白告别杜甫的诗里说的“飞蓬各自远”。 1964 年,庄因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执教,次年转入美国加州北部旧金山海湾区的 Palo Alto 城,任教于史坦福大学,带着渺茫而残余的理想,跑到西方追寻新境界去了,与李敖之间的联系也渐渐稀疏,但他与在柏克莱大学执教的郑清茂仍时相往来。在郑府,庄因结识了何凡与林海音的长女夏祖美(小名美丽),并于 1970 年完婚,此时庄因年已 37 岁,比夏祖美大十岁,由郑清茂与冯秋鸿伉俪担任伴郎伴娘。

在文星时代,有一次李敖与何凡等聚餐,何凡得意洋洋地说他在《联合报》写“玻璃垫上”,“一连写了十多年,还不出事,可见段数之高。你李敖整天惹警备总部,是何道理?”李敖回敬道:“何凡啊!你还好意思说吗?你独占专栏地盘,有别人享受不到的好机会,有这么大的宣传媒体,你整天写的,上限不过大官的白眼,下限不过公车的黑屁,然后就是谁跳多高、谁跑多快、白菜萝卜多少钱一斤。……你十多年来,没把言论自由的尺度写宽一点点,没给警备总部这些大老爷们施以一点点教育和教训,你不觉得你失职吗?你还好意思这么得意吗?”李敖虽然讨厌何凡,虽然与林海音早就“幽明异路”,但她早年的知遇之恩却心存感念。在文星后期,林海音还到李敖家看他一次,也预约过李敖的告别文坛十书,此后就不敢再来往了。出狱后的李敖仍不改其本色,与林海音更是殊少来往。在李敖出狱归来途中,遇到林海音,聊了几句,想不到再见面时为了版权的事不幸已对簿公堂——李敖代萧孟能太太朱婉坚追究版权,告了很多人,她也在其中。

1985 年,李敖写《记国民党和它的同路人的知识水平》,内有一篇《何凡弄错了莎士比亚字义》,次年,又写《再记国民党和它的同路人的知识水平》,内有一篇《庄因弄错陶渊明的诗》。李敖写道:国民党同路人,整天不知民生疾苦只会诗酒螃蟹(笔者注:庄因在美国的书斋名为酒蟹居)的庄因,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中国时报》发表《晨曦》里说:“在朱老伯背后的那面墙上,悬挂着一幅字,龙飞凤舞的写了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一句。”事实上,陶渊明《归去来辞》并没有这“一句”。这原是陶渊明《神释》诗中的句子。庄因是台大中文系、台大研究所毕业的,竟会闹这种没水准的笑话,真不知他的书是怎么念的。

依我所见,李敖与庄因之间友情日渐暗淡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这几点:

一、李敖不满庄因只做自了汉,每天写些诗酒螃蟹不知民生疾苦的酒足饭饱式的文字。早年的庄因还写信给李敖说要“做一件比较有功于人类社会的工作”,但他的人生轨迹却与他的理想偏离甚远,而李敖一直在为济世救民的理想努力着、牺牲着。宁做真小人而不做伪君子的李敖对身为朋友的庄因的表现自然不满,两人渐行渐远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庄因的岳父何凡在文星时代,未能提升文星的档次;后来又任《蒋公纪念集》的作者之一,自然为李敖所不齿,所以李敖写文章大力鞭挞讽刺过。他的岳母林海音也成为李敖的被告之一,这些都影响了庄因与李敖的关系。

三、李敖不断进步着,朝前去了,而他的许多朋友却踟蹰不前。庄因也是其中之一,他们的距离也就越拉越大。(在写这篇文章之时,我跟不少人讲起庄因,但知道他的人却不多。他们的人生际遇就像这距离一样,李敖总是行走在时代的浪尖上,而庄因则早就殒落得失去光泽了。)

李敖在《跋给马戈的五十封信》中有讲到与马戈的友情,其实放在与庄因的友情上也同样适用:由于个人演化方向的不同,我和马戈在友情上的逐渐疏淡,一点也不足奇。这点至少证明了我和马戈两人,至少有一人是进步的。……这两年来,由于人世的变化,我们更疏远了。十年的友情像一颗逐渐暗淡的小星,我们只有靠可怜的“心灵感应”去维持它的余光了。……有的带着渺茫而残余的理想,跑到西方追寻一个新境界:他们有的在为衣食奔走之后,还维持基本调调而不衰;有的却落草为洋,在自由民主繁荣的社会里,做一名“太平犬”或“自了汉”。……无论如何论断,我必须说,我是台大清谈派中,十年来唯一“没有出息”的痴汉,也是十年来唯一不改“狂奴故念”的蛮人。……十年来的许多思想趋向和言行历程,几乎都在宿命和谶语轨道上行进。十年前我所想象十年后的我,我已把它一一挤兑;可是所能听证的朋友们,却已一一浮沉星散。浮者自然爬得高,沉者自然摔得重,只剩下那不高不重的滑头分子李敖之,仍旧半夜三更,独自故作壮语,津津乐道他是一个“立小志的完成家”!

现今,七十岁的李敖在台湾“立法院”雄纠纠气昂昂地惹得“官不聊生”,在香港凤凰卫视节目中滔滔不绝地骂人是王八蛋并证明他是王八蛋,在大陆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崇拜声中,他一如既往一以贯之地完成他七十年来的理想,而他的朋友却日渐老去,不得不令人感慨万千。

返回上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