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陈平景

一、陈平景致李敖

敖哥:
十八期千秋评论从书对殷师党籍问题的讨论中,几次提到我的信、我的看法,和登出一张“面目全非”的、制版极差劲的相片。我想我有必要就自己追踪此一历史问题的经过,略作说明,以免别人误会我在对殷师做“清算”。

当年《中国文化的展望》出书以后,殷师签名送了我一部,他说是表示对我常去文星替他催稿费的“汗马功劳”的酬谢。赠书时,他已准备了咖啡,但并不在他的小书室中,跟平常一样,小桌上摆上一只小碟子,上面放着不多不少的六片英国饼干,永不加糖,慢慢地喝。本来他只穿着衬衣,却不知为什么,突然打上领带,突然沉下脸,很严肃地说:“今天,我们上山喝咖啡去!”

山者,就是那座直径约十五公尺、高约四公尺、他自己造的假山。那座小假山,有水泥砌的桌椅,四面绿荫。他不大轻易邀客人攀登谈心。

就在这一次谈话中,他深情地、热泪盈眶地叙述他怀念的金岳霖教授,他说在序言中所写“教过我逻辑和知识论”的人,就是指的金先生,他说:“如果我自己能到外面去,自然我想送上这部书给金先生,如果我不能出去,你总有一天有机会出去的,你要记得,替我买一部送给他。”我立刻追问“他现在在哪里?”回答是非常清楚,令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组。”我答应一定把书送去,殷先生点头表示满意。这时才开始吃饼干。

七二年开始有人旅行大陆,七三年美国移民局解除对永久居住者赴大陆的禁令,四月中我到了香港,找到了何步正,步正陪我过海到九龙买到了这部书,第二天,这位老友和他的太太一边送我上深圳的火车,一边提醒我说话要小心,饮食要注意。……

我信在旅馆,要总机给我接哲学组,接通了,对方说,我们是哲学社会组,你找谁?十分钟后,我已雇好车,直驶干面胡同,社会科学院宿舍。

没有任何通知,没有陪同,我敲了金教授的门,带了一部书,没有任何礼物。也没有客套:

你是?
我是殷福生先生的学生姓陈,从美国来的。
哦!请坐。殷福生,他现在在哪里?
他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病故了。在台湾。
殷福生他病故了?(太突然,他一时接不下去)殷福生……他什么病啊?怎么死的?唉啊!怎么死的?……
他在六七年发现有胃癌,在台北开刀,癌细胞已扩散了,但恢复得很好,以为可以到哈佛去,没想到。……(我也一时很激动。)

接着,我说:“这里有他写的一部书,他生前要我设法给您送来的,叫《中国文化的展望》。”

七十八岁的老学者,他这时的眼力和听觉都已有了毛病,更大的毛病是心脏。他急忙翻开了书,想找目录,我却在一边说,“金先生,这序里有一段提到您的。”老学者很严肃地打断我的话,说:“这个不重要!”继续急切地翻阅目录,看了一刻钟,他放下了书,眼眶湿润,声音很慈祥地说:“殷福生这个人,我非常不赞成他,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逃到台湾?当然,他和他哥哥搞不好,那是另一件事。他是湖北乡下人,我在清华教书,他写信给我,说他要学逻辑、学哲学,我想,一个青年人要学问总是好事啰,可是我也没办法让他就来北京,我就问一个人叫张东荪,说有一个青年想来学逻辑,有没有机会设法给他找个事,一方面又可以念书?张东荪看了殷福生的信,他说你叫他来好了。我就叫他来了。来了以后,张东荪并没给他找到事,反而成为我个人的负担,负担当然也没有什么关系啰,反正他生活很简单,一个月用不到几个钱。后来嘛,就到昆明西南联大去了。我这几天生病了,本来心脏就有毛病,不便多谈话。”

这时,我把心中一个重要的、自己解答不开的疑问提出来:“金先生,我只想提一个问题,殷先生是联大毕业的,又是清华研究所的人,怎么抗战胜利,你们都回北京来,唯独殷先生这个人到南京去?他以后在台湾又是这样怀念金先生和联大、清华一些老师,何以他当时不随着回清华?”

“抗战末期,一切都乱了。殷福生在那时参了军,到什么印度去。他真能打仗吗?苦闷啊!为什么苦闷呢?就是我们原来提他教书(在西南联大)的,可是冯先生那时是文学院院长,他说殷福生书是念得不错,可是这人就是不能教书,他反对,就是冯友兰反对。他研究所已经念完了,(注:殷师一直说他是念两年,没提论文,所以叫没念完。)叫他上哪儿去呢?这时候,他因为投稿认识一批重庆的人,殷福生佩服蒋介石,反对共产党,这在他的老师,在联大,很多人都知道的,后来有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叫陶希圣搞一个什么中央日报,把他给找去了,他根本后来就跟我们失去联系了,后来才知道他去了台湾。我对许多事,记忆不清楚,住在前院子里,楼下那个小院里,有一个殷福生过去很关心的老师,沈有鼎,阁下如果有时间,不妨找他谈谈,我想他会很乐意。”

“沈有鼎先生,他就住在这里?他,他还活着吗?”

这时金先生露出他唯一的笑容:“他还活得蛮好呢!他是我的学生,才六十多岁,身体很好!对了,殷福生没告诉你们这些我的学生的学生,沈先生是我清华的学生,到哈佛以后到德国,回清华成了同事,教过殷福生,感情很好,你去看他吧。”

我们握手而别,走到一间简陋的平房前,敲开了沈有鼎老教授的门。七三年的沈先生不大讲话,他从河南牧羊三年回来不久,余悸犹存。他早已不教书,也不必去研究所,当时使这批老学者“无所事事”。这不是一年、两年,从五七年以后,十数年如此。我陪沈先生上了几次馆子,总设法找些话题想谈到殷先生,可是,那时他却只向我要一部《中国文化展望》并分咐我去看冯先生,我打电话给何步正,四天就把书寄到,我亲送给他。七九、八三年我曾再看金先生、沈先生。(内容再写吧!)

至于我说殷师在南京大撤退时参加的那个国民党内小组织,我的资料来源是香港出版的蔡省三写的某一本书(中共释放的战犯,去不了台湾,留在香港写文章,书名我因某一理由,不引出来。)以及徐复观的文章。对这一组织的研究,尚待整理。

晓波来信,说你骂人很多,要我劝你,他以为我劝你或者许会听。我认为,应分为该骂不该骂。我应该指出的或许是骂得不对的一些事实,从而使你的“骂人”更具威力,才好。殷师生病时,你借债救人,义重如山,可是那时鼓应离开文化学院,失业在家,我常去他家,两人身邻近吴大中借钱,他告贷过日,洪成完分租他的小房子。他今天在美,虽分任芝加哥、加大两校研究员,但还是妹妹桃桃每月寄钱接济他的。那你又何必提这些事呢?上次秀美的事,我特打电话给你,你一听我话,立刻叫我代表你邀她下次回台时请她吃饭。关于鼓应事,我也想请你别再这么写。不知你能接受我的意见否?一九六二年有一天我到文星找你,鼓应在座,是你介绍我认识他的。这二十年来,他的人生历程,我对他只有内心的尊敬,许多人是不了解他。就如许多人不了解我。

平景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二日


二、李敖答陈平景

平景:
十八期千秋评论中所登你和沈有鼎夫妇的照片,印出来效果不好的原因,一是原照片为彩色,变成黑白就不行;二是我们在这岛上,处处都被封锁,无法靠销路和广告来贴补印刷费用,且屡被国民党查禁、抢书,的制作成本十分困难。所以,你不要用看《读者文摘》的豪华心理来要求我们,他们每月一册,是千百编辑人办的;而我每月一册,是我一个人办的,你是我在这岛上,躬逢过我印书被抢的人,并与我一起被“捉将官里去”的,你总不好奢求我吧?

你的信,你写“请删改”,我一字不删,全文照登了。十七年前,我在《教育与脸谱》一书里,早注说过:

沦陷在大陆上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斗;而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多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与朝气了。

看了你的信,看到你终于在大陆上见到了“第一流的教授”,虽然那些教授,在“政治挂帅”下也走了样了,但是比起这个岛上的,他们毕竟还有一些“老辈风范”,我想沈从文就是表现最好的一位。

你的信,最后提到晓波要你劝我的事,我忍不住要写几句。

你说殷先生生病我“借债救人,义重如山。”但你为鼓应开脱,说他不出钱好像是有道理似的,我却奇。我奇怪我的房子可以抵押,为什么鼓应的却不可以?为什么他做房东收房租的收入、靠他妹妹寄钱的收入,都不可以分一点救殷先生?要论穷我比他还穷,而他一毛不拔如此,怎么在你们口中还有道理了?这可未免太不公道了吧?赖中兴没有钱,只手提一把香蕉送殷先生,我在殷先生病床边夸奖赖中兴,我说穷人有穷人的做法,穷人尽他全力只能买一把香蕉送殷先生,这种情义,不可埋没。--赖中兴还不是殷海光的学生,都通人情世故如此,而衮衮殷门弟子,又见到几人送把香蕉了呢?

至于你说对鼓应事想请我“别再这么写”,我可以告诉你:从鼓应和文星分开起、从鼓应在师大演说起,鼓应公开骂了我二十年,可是我没回过一句。在这二十年中,你和晓波也没为我公开仗义执言过一句。我可以对老朋友优待二十年,我的大度、我的识大体,你们不会不明白。对鼓应对我个人的诽谤与抹杀,我可以沉默;但对他窄化、小化殷先生,对他曲学阿世,我却万难沉默。我万难沉默的这些话,也许你和晓波都早该写的,但你们太“赖”?所以才轮到我来。如今我来了,你们却又要我“别再这么写”,你们是什么意思啊?你们这些被国民党特务徐复观统战过的小兄弟,未免太乡愿了吧?

鼓应是我的老朋友,我对老朋友之宽大,仅次于我对女人。

我最近还发表《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公布他和我友情中的一些趣闻,证明我对他毫无成见。鼓应的长处很多,但他的大病在见识不足、不够坚定、喜欢政治投机,结果总是被人利用、跟着人跑而不自知。《文星》时代他跟着老包跑,《中国一遇》时代跟着张其昀跑,《美丽岛》时代跟着群雄跑,为余登发桥头示威那一次,他竟跑到凤桥宫上香,这对鼓应说来,就是曲学阿世。--做高等知识分子的人,要给群众带路才对,怎可走迷信路线来讨好群众?高等知识分子要绝对为信仰献身,不打折扣,鼓应这样子飘来飘去,岂不给高等知识分子丢人?给殷先生丢人?

我认为鼓应实在干错了行。殷先生也早就指出鼓应是“诗人”。殷先生说这话有奚落的意味,因为总是在不同意鼓应时才这样指出的。如今我也顺手牵羊,继续说鼓应该去做“诗人”,他做“诗人”应在余光中之上。他们又都是福建人,福建人应该出“诗人”。福建人搞政治的,多是吕惠卿、李光地等出卖朋友的二流货,第一流的极少,山川灵气之所钟,统计学之上,福建罕出第一流的政治家,这是真的,如果统计学可靠的话。

我因为“隐而不退”,不见朋友了,请代我向秀美致意,请转告她:台湾也有“尹县长”,请她写篇《耿尔在台北》吧!

敖哥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