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之藩的消息
〈独家〉纵横文坛半世纪 阅读陈之藩2006-02-04 20:13／HASH(0x8509298)
您可能还记得国文课本里读过一篇文章叫「谢天」、「要感谢的人太多，只有谢天吧！」，这是作者陈之藩的真实感受，这位纵横文坛超过半世纪的作家，学理工出身，他的散文表达出理性与感性兼备的人文关怀，最近出版社将他9本着作重新集结出版，陈之藩与夫人童元方女士接受TVBS的独家专访，畅谈他们所热爱的阅读与写作。
陈之藩：「有一次我在哪里演讲，我忘了在哪里演讲，有学生碰到，散会以后碰到，他说我老觉得，你怎么会还活着呢？」
80多岁的陈之藩，名字常和胡适、梁启超等人并列，因为台湾学生几乎都在教科书里读过他的文章。像「得之于人者太多，出之于己者太少，因为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就感谢天吧！」这是国中一年级，国文第8课〈谢天〉，学生得背得记，还要考试。
另外像〈哲学家皇帝〉、〈失根的兰花〉，陈之藩的散文常常被选为国文教材。陈之藩：「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很荣幸，以后我觉得很...绝对不能随便写文章。」
不能随便写文章，陈之藩的下笔因此特别谨慎。〈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陈之藩的作品出版50多年，称不上多产，却影响深远。
陈之藩夫人童元方：「有一次国文天地调查，建国中学调查，最喜欢的文章5篇，5篇里面，他的〈哲学家皇帝〉在中间，第三，第一、第二、第四、第五，我不记得那次序，是两篇苏东坡、一篇欧阳修，还有一篇不知道是谁，其中一篇是你，最不喜欢的就是，不好意思，就是老蒋跟小蒋的，」
陈之藩夫人童元方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学教授，年龄的差距，她也在年轻时读陈之藩，而现在生活在一起，更是赞叹这位理工出身的散文作家，持续阅读、不断思考的习惯。
陈之藩夫人童元方：「那个感觉很奇怪，他说你看看这句话说了什么，我就想，奇怪，他在哪个世界？或是他在哪个时代？他完全因为那个书，给他带来很大的快乐，而那本书，我记得那本书好像是讲什么我忘了，是尚书、易经之类那种很怪的，还是论语，一句什么话，他说你看看，这个人讲这句话很有意思，你来看看。」
专注，从纯粹的阅读中得到快乐，这是现代生活中难得的能力了。陈之藩说他从13岁开始向报社投稿，不断练习，即使后来学科技，仍然持续写作，就像他和童元方每天维持散步的习惯一样，总是放慢脚步，边走边聊边思考，从沟通分享中彼此激励。
他们一直喜欢散步，不管在台北、香港，或当初两人在波士顿刚认识时。
陈之藩：「那时候她在哈佛上学，我就去找她聊聊天，沿着查尔斯河方向走，走到我教书的学校，波士顿大学，沿着河走，那时候话说很多，那时候她又想起什么诗，又想起什么话了。」
聊天让他们成为好友，结为夫妻，至今两人还是有聊不完的话题。陈之藩夫人童元方：「我的意思说，我本来就好像爱讲话，对不对，可是没有人家想的那么爱讲话，这印象就是他害的，因为他一点都不爱讲话。」
记者：「所以你们聊天的时候主动提话题的？」童元方：「是他，他问我答，以前最可怕的是我上课，我晚上上课，上3个钟头回到家快10点，他就说今天晚上上课上什么？他就有兴趣完全知道我晚上上什么，所以我就再讲3个钟头，所以第二天喉咙痛啊！而且他还喜欢听细节，他说不要这么快，不要这么快，好奇怪。」
记者：「所以这要问一下陈教授，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听童老师讲？」陈之藩：「难道你不喜欢吗？懒洋洋你就听她讲吧！」
挂着笑容听太太讲话，3年前，陈之藩将散步聊天思考的内容，完成散文集「散步」，而最近出版社更将他1948年到2005年出版过的8本散文，加上最近2年写的新书，集结成册，完整呈现，这是对这位横跨科学文学大师的尊重。之前有大陆出版社要求删除几句反共理论，陈之藩则宁可不出版，断然拒绝。
陈之藩夫人童元方：「我觉得写作一定要坚持，你不坚持...。」陈之藩：「大家都得坚持，你要是觉得这个制度好，就坚持言论自由，就言论自由一定要坚持，要不然你根本不是一个人嘛！」
坚持、专注、阅读与思考，陈之藩文集有他学生时代和胡适的书信往来，有他这半世纪理性与感性慎重思虑过的文字，他说这套书叫「文集」，不叫「陈之藩全集」，因为他没写完，他还要继续思考，继续写下去。
新闻来源：TVBS 陳之藩何妨也把他寫給現在這個老婆(原本是他救命恩人的老婆)的情書集結成冊 ,公佈一下吧. 太精彩了. 呵呵!!
希望多提供他的消息
希望多提供他的消息. 这个跟李敖没关系吧？ [color=Red]看看李敖笔下的陈之藩[/color]你所不知道的陈之藩（上）:
[url]http://creazywang.bookse.net/laugh/20040621/20040621.htm[/url]
你所不知道的陈之藩（下）:
[url]http://creazywang.bookse.net/laugh/20040627/20040627.htm[/url]
[[i] Last edited by yubar on 2006-3-20 at 19:27 [/i]] 看了一遍
感觉既缺德又过瘾
呵呵 周密作业，然后打倒有问题的人。 其实我很为陈之藩婉惜 ,他实在不该有此行径. 他有几篇散文 ,到今天我还是觉得称得上是经典之作.
[[i] Last edited by yubar on 2006-9-27 at 13:43 [/i]] 不妨把陈的散文发到文学专区里边去
大家欣赏一下 [size=5][color=red]陈之藩：谢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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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到外国朋友家吃饭。当蜡烛燃起，菜肴布好，客主就位，总是主人家的小男孩或小女孩举起小手，低头感谢上天的赐予，并欢迎客人的到来。
我刚一到美时，常闹得尴尬。因为在国内养成的习惯，还没有坐好，就开动了。
以后凡到朋友家吃饭时，总是先嘱咐自己，今天不要忘了，可别太快开动啊！几年来，我已变得很习惯了。但我一直认为只是一种不同的风俗仪式，在我这方面看来，忘或不忘，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前年有一次，我又是到一家去吃饭。而这次却是由主人家的祖母谢饭。她雪白的头发，颤抖的声音，在摇曳的烛光下，使我想起儿时的祖母。那天晚上，我忽然觉得我平静如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来。
在小时候，每当冬夜，我们一大家人围域个大圆桌吃饭。我总是坐在祖母身旁，祖母总是摸着我的头说；「老天爷赏我们家饱饭吃，记住，饭碗里一粒米都不许剩，要是糟蹋粮食，老天爷就不给咱们饭了。」
刚上小学的我，正念打倒偶像，破除迷信，我的学校就是从前的关帝庙，我的书桌就是供桌。我曾给周仓画上眼镜，给关平戴上胡子，祖母的话，老天爷也者，我觉得是既多余，又落伍的。
不过，我却很尊敬我的祖父母，因为这饭确实是他们挣的，这家确实是他们立的。
我感谢面前的祖父母，不必感谢渺茫的老天爷。
这种想法并未因年纪长大而有任何改变。多少年，就在这种哲学中过去了。
我在这个外国家庭晚饭后，由于这位外国老太太，我想起我的儿时；由于我的儿时，我想起一串很奇怪的现象。
祖父每年在「风里雨里的咬牙」，祖母每年在「茶里饭里的自苦」，他们明明知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捡起田中的麦穗，而为什么要谢天？我明明是个小孩子，混吃混玩，而我为什么却不感谢老天爷？
这种奇怪的心理状态，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
一直到前年，我在普林斯顿，浏览爱因斯坦的《我所看见的世界》，得到了新的领悟。
这是一本非科学性的文集，专载些爱因斯坦在纪念会上啦、在欢迎会上啦、在朋友的葬礼中，他所发表的谈话。
我在读这本书时忽然发现爱因斯坦想尽量给听众一个印象：即他的贡献不是源于甲，就是由于乙，而与爱因斯坦本人不太相干似的。
就连那篇亘古以来崭新独创的狭义相对论，并无参考可引，却在最后天外飞来一笔，「感谢同事朋友贝索的时相讨论。」
其它的文章，比如奋斗苦思了十几年的广义相对论，数学部分推给了昔年好友的合作；这种谦抑，这种不居功，科学史中是少见的。
我就想，如此大功而竟不居，为什么？像爱因斯坦之于相对论，像我祖母之于我家。
几年来自己的奔波，作了一些研究，写了几篇学术文章，真正做了一些小贡献以后，才有了一种新的觉悟：即是无论什么事，得之于人者太多，出之于己者太少。
因为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就感谢天罢。无论什么事，不是需要先人的遗爱与遗产，即是需要众人的支持与合作，还要等候机会的到来。越是真正做过一点事，越是感觉自己的贡献之渺小。
于是，创业的人，都会自然而然的想到上天，而败家的人却无时不想到自己。
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最完美的人格所构成的一个最完美的故事。介之推为什么不言禄，因为他觉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是君子所不屑为，也是君子所不应为的。
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时，主任与他商量报酬问题，他说五千。主任说：「给你五千，如何给一个大学毕业生呢？还是算一万五千元罢！」这不是外国的介之推吗？
为什么介之推与爱因斯坦专干这类傻事？立过大功，而不居功若此。他们知道作事与立功，得之于众人合作者多，得之于自己逞能者少。于是很自然的产生一种感谢众人、感谢上天的感觉。
我们回头想一想，五六十年来的中国比我七八岁时的思想能强几何！史家如果写这五六十年来的我国历史时，一定命名为狂妄而幼稚，无法与无天的时代。
无论哪一行、哪一界，多是自吹自擂，自欺自骗。日子长了，连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而大祸至矣。
因为没有做任何真正的事，没有建任何真正的功，自然而然不会有谢天的感觉。
哲学家们知道这个症候最为可怕，所以造出许多知好知歹的人物与故事来。
有一个人问一位文学家，我记得是雨果罢，「如果世界上的书全需要烧掉，而只许留一本，应留什么？」雨果毫不犹豫的说：「只留〈乔布记〉。」乔布是《圣经》里面的介之推，富亦谢天，贫亦谢天，病亦谢天，苦亦谢天。
我们的思想界尚在混沌幼稚时期，需要乔布的精神，需要介之推的觉悟。这个觉悟即是：一粥一饭，半丝半缕，都是多少年、多少人的血汗结晶。感谢之情，无由表达，还是谢天罢。
[[i] 本帖最后由 yubar 于 2008-1-24 23:39 编辑 [/i]] [size=5][color=red]哲学家皇帝 陈之藩[/color][/size]
到此作工已半月，不像是作工，像是恢复了以前当兵的生活。如果我们中国还可以找出这样紧张的工作，那只有在军队里了。同事的有从韩国刚当过兵回来的，有远从加州大学来的学生。我问他们，美国作工全这样紧张吗？他们异口同声的说：「这里可能是最清闲的。」
如不置身其中，可能怎样说也不容易说明白。在日光下整整推上八小时的草，或在小雨中漆上八小时的墙，下工以后，只觉得这个人已瘫下来，比行军八小时还要累得多。
今天下工后，已近黄昏。我坐在湖边对着远天遐想。这个环境美得像首诗，也像幅画。大匠画这个「静湖」，用的全是蓝色。第一笔用淡蓝画出湖水；第二笔加了一些颜色，用深蓝画出山峰；第三笔又减去一些颜色，用浅蓝画出天空来。三笔的静静画幅中，斜躺着一个下工后疲倦不堪的动物。我想整个美国的山水人物画，可以此为代表。
虽然眼前景色这样静，这样美，但我脑筋中依然是日间同事们的紧张面孔与急促步伐的影子。我的脉搏好像还在加速的跳动。我昏沉沉的头脑中得到一个结论：「这样拚命的工作，这个国家当然要强。」
中学生送牛奶、送报，大学生作苦力、作仆役，已经是太习惯了的事。这些工作已经变成了教育中的一部分。这种教育，让每一个学生自然的知道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人生。所以一个个美国孩子们，永远独立、勇敢、自尊，像个「哲学家皇帝」。
希腊哲人，想出一套训练帝王的办法，这种办法是让他「从生硬的现实上挫断足胫再站起来，从高傲的眉毛下滴下汗珠来赚取自己的衣食。」这是作一个帝王必经的训练，可惜欧洲从未实行过这种理想。没有想到，新大陆上却无形中在实践这句话，每一个青年，全在无形中接受这种帝王的训练。
作卑微的工作，树高伊之自尊，变成了风气以后，峥嵘的现象，有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耶鲁大学有个学生，父亲遗产三十万美金，他拒绝接受。他说：「我有两只手，一个头，已够了。」报纸上说，「父亲是个成功的创业者，儿子真正继承了父亲的精神。」
青年们一切都以自己为出发，承受人生所应有的负担，享受人生所应有的快乐。青年们的偶像不是叱咤风云的流血家，而是勤苦自立的创业者。富兰克林自传，是每个人奉为圭臬的经典。
我们试听他们的歌声，都是钢铁般的声响的：
人生是一奋斗的战场
到处充满了血滴与火光
不要作一甘受宰割的牛羊
在战斗中，要精神焕发，要步伐昂扬
── 郎法罗
我很钦佩在绿色的大地上，金色的阳光中，一个个忙碌得面颊呈现红色的青年。
然而，我在湖边凝想了半天，还是觉得，这个美国青年画幅里面仍缺少一些东西。什么东西，我不太能指出，大概是人文的素养吧。我在此三四个月的观感，可以说：美国学生很少看报的。送报而不看报，这是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哲学家帝王」，不仅要受苦，还要有一种训练，使他具有雄伟的抱负与远大的眼光，可惜这一点，美国教育是忽略了。忽略的程度令人可哀。
爱因斯坦说：「专家还不是训练有素的狗？」这话并不是偶然而发的，多少专家都是人事不知的狗，这种现象是会窒死一个文化的。
民主，并不是「一群会投票的驴」；民主确实需要全国国民都有「哲学家帝王」的训练。在哲学家帝王的训练中，勤苦自立，坚忍不拔那一部分，美国的教育与社会所赋与青年的，足够了。而在人文的训练上却差得很多。
晚风袭来，湖水清澈如镜，青山恬淡如诗，我的思想也逐渐澄明而宁静。
天暗下来，星星，一个一个的亮了。
── 民国四十四年七月二日于纽约州静湖
失根的兰花 陈之藩
顾先生一家约我去费城郊区一个小的大学里看花。汽车走了一个钟头的样子，到了校园。校园美得像首诗，也像幅画。依山起伏，古树成荫，绿藤爬满了一幢一幢的小楼，绿草爬满了一片一片的坡地，除了鸟语，没有声音。像一个梦，一个安静的梦。花圃有两片，一片是白色的牡丹，一片是白色的雪球；在如海的树丛里，还有闪烁着如星光的丁香，这些花全是从中国来的罢。
由于这些花，我自然而然的想起北平公园里的花花朵朵，与这些简直没有两样；然而，我怎样也不能把童年时的情感再回忆起来。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些花不该出现在这里。它们的背景应该是来今雨轩，应该是谐趣园，应该是宫殿阶台，或亭阁栅栏。因为背景变了，花的颜色也褪了，人的感情也落了。泪，不知为什么流下来。
十几岁，就在外面飘流，泪从来也未这样不知不觉的流过。在异乡见过与家乡完全相异的事物，也见过完全相同的事物。同也好，不同也好，我从未因异乡事物而想到过家。到渭水滨，那水，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只感到新奇，并不感觉陌生。到咸阳城，那城，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只感觉它古老，并不感觉伤感。我曾在秦岭中拣过与香山上同样红的枫叶；我也曾在蜀中看到与太庙中同样老的古松，我并未因而想起过家。虽然那些时候，我穷苦得像个乞丐，但胸中却总是有嚼菜根用以自励的精神。我曾骄傲的说过自己：“我，到处可以为家。”
然而，自至美国，情感突然变了。在夜里的梦中，常常是家里的小屋在风雨中坍塌了，或是母亲的头发一根一根的白了。在白天的生活中，常常是不爱看与故乡不同的东西，而又不敢看与故乡相同的东西。我这时才恍然悟到，我所谓的到处可以为家，是因为蚕未离开那片桑叶，等到离开国土一步，即到处均不可以为家了。
美国有本很著名的小说，里面穿插着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是生在美国的，然而长大之后，他却留着辫子，说不通的英语，其实他英语说得非常好。有一次，一不小心，将英文很流利的说出来，美国人自然因此知道他是生在美国的，问他，为什么偏要装成中国人呢？
他说：“我曾经剪过辫子，穿起西装，说着流利的英语；然而，我依然不能与你们混合，你们拿另一种眼光看我，我感觉苦痛……”
花搬到美国来，我们看着不顺眼；人搬到美国来，也是同样不安心。这时候才忆起，家乡土地之芬芳，与故土花草的艳丽。我曾记得，八岁时肩起小镰刀跟着叔父下地去割金黄的麦穗，而今这童年的彩色版画，成了我一生中不朽的绘图。
在沁凉如水的夏夜中，有牛郎织女的故事，才显得星光晶亮；在群山万壑中，有竹篱茅舍，才显得诗意盎然。在晨曦的原野中，有拙重的老牛，才显得纯朴可爱。
祖国的山河，不仅是花木，还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可吟可咏的诗歌，是儿童的喧哗笑语与祖宗的静肃墓庐，把它点缀美丽了。
古人说：人生如萍，在水上乱流。那是因为古人未出国门，没有感觉离国之苦，萍总还有水流可藉；以我看，人生如絮，飘零在此万紫千红的春天。
宋朝画家思肖，画兰，连根带叶，均飘于空中。人问其故，他说：“国土沦亡，根着何处？”国，就是土，没有国的人，是没有根的草，不待风雨折磨，即形枯萎了。
我十几岁，即无家可归，并未觉其苦，十几年后，祖国已破，却深觉出个中滋味了。不是有说，“头可断，血可流，身不可辱吗？”我觉得应该是，“身可辱，家可破，国不可亡。”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于费城
【作者简介】
陈之藩（1925-），字范生，中国作家，河北霸县人。
陈之藩毕业于国立北洋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曾留学美国费城宾西法尼亚大学研究院，曾担任国
立编译馆编审。他性格沉默，喜爱文学。
他的著作包括散文集《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一星如月》《时空之海》等，
以及《感应电动机的实际》《电子学的原理》《光的原理》《电影的奇迹》《闪电与避雷》等
科学著作。他曾翻译《宇宙与爱因斯坦》，并编写教科书《高中物理学》。
【主题思想】
作者留学美国，有一天被朋友约去一所大学里看花。那些花是从中国移植来的，因而触起离国
之情。失根的兰花，是宋朝末年画家郑思肖的绘画，作者用它来比喻一个失去故国的人的苦闷
的心情。
[[i] 本帖最后由 jiankai 于 2008-1-25 18:16 编辑 [/i]]
寂寞的画廊 陈之藩
“你为什么去南方？” “我为什么不去？”
于是我像一朵云似的，飘到南方来。
佛格奈的小说给我一个模糊的印象：南方好像是没落了的世家。总是几根顶天的大柱，白色的楼，蓝色的池塘，绿色的林丛，与主人褪色的梦。
我在路上看到一些这样的宅第，并看不出没落的样子，南方人的面型也似乎安祥而宁静得多，但也看不出究竟有什么梦。
于是，像一朵云似的，我飘到密西西比河的曼城，飘到绿色如海的小的大学来。
校园的四周是油绿的大树，校园的中央是澄明的小池，池旁有一白色的圣母石雕，池里有个圣母的倒影。穿黑衫的修士们在草坪上静静地飘动，天上的白云在池中静静地悠游。
这是个学院呢，还是修道院？我正在一边问自己时，已经坐在校长的面前了。
我面前是一个红红的面庞，挂着寂寞的微笑：是一袭黑黑的衫影，挂着寂寞的白领。
我在路上时即想出了第一个问他的问题，怎么知道我，聘我来教书；他已先我而说了。
“去年在此是一位杜博士，我们很喜欢他。他走了，所以请你来。”
“他不喜欢此地吗？”
“他也喜欢此地，但他走的原因是因为这里寂寞。”校长低下了头。
“寂寞！”我心里想，“好像这个世界上还有地方不寂寞呢！”
校长已为我找好了房子，一位修士陪着我走了十分钟路，走到另一片绿丛，有一石头垒起的小楼，猛看去，像一白色的船在绿海蓝天之间缓缓前行。
一位老太太静静地开了门，带我们走到我的住室。
我的房子很像一个花坞，因为墙纸是浅浅的花朵，而窗外却是油绿的树叶，在白天，偶尔有阳光经叶隙穿入，是金色的。在夜晚，偶尔有月光经叶隙泄入，是银色的。使人感觉如在林下小憩，时而闻到扑鼻的花香。至于那白色的窗纱，被风吹拂时，更像穿林的薄雾。
我爱这个小屋。
搬进的当晚，我已经知道了老太太的三代，第二天她又为我温习一次，在一阵苍凉的笑声后，我总是听到她不改一字也这样说。
“我大女儿嫁给第一银行的总裁，我二女儿嫁给皮货公司的总经理，我缺少第三个女儿，不然，我一定有个女婿是美国的总统了。
“我的丈夫是曼城有名的医生，五年前他死了。我不想卖我这四十年的房子。
等我去了以后，给我儿子，把他的诊所搬到这个房里来。这儿不是很像个疗养院吗？
我不论你当什么教授，也称呼你孩子，我是老祖母了。你祖母有我大吗？我已七十八岁了。”
每天我回来，她向我背一遍身世，但半月来，我既未见过她的女儿，更未见过她的儿子，只是礼拜天，似乎有一个小孩来接她去教堂。
每天早晨，我只听到她在厨房的弄盆碗声，每天下午我回来，她总是在她屋里大嚷一阵。
“我的孩子，桌上有你三封信，三封啊！”
我一边拆信，一边上楼，一边心酸，我每天可以接到一信，而我们的房东老太太正像每个老年人一样，在每一年盼望着有一天儿子的圣诞卡可以和雪花一起飞到房里来。
一年只这么一次。而有时万片鹅毛似的雪花，却竟连一个硬些的卡片也没有。
这样大的一所房子，楼下是钢琴、电视、宫灯、壁炉、雕花的大收音机，厚绒沙发，沉重的桌椅，点缀得典雅而大方，每一件东西全在诉说它们的过去的光荣与而今的萧瑟。
而楼上，这六七间大房，出出进进的却只有两个生物，老太太与我。
夜很深了，老太太还有时敲敲我的门：“孩子，夜里凉，不要冻着。”我有时也去敲敲她的门，道声晚安，我并不怕她寂寞，我实在怕她死在屋里，而无人知。
如此老太太每天回忆一遍她的过去，我复习一遍她的过去。
其实这个房子与它的主人的昔日，不必由老太太每天诉说，由房内的每件事物，都可以看出一个故事来。
多少年前，一定是一年轻的医生，带着一美丽的爱人，风尘仆仆的看过很多地方，忽然发现，这绿色的山坡，碧色的丛林，幽美诱人。
于是，买地、雇工、砍树、奠基，把他们梦寐了多年的云朵里的小屋，在褐色的地球上建立起来。
这片森林，自是不再寂寞了。以后除了春天的鸟声与秋天的蝉声，还有女人的语声与孩子的笑声；除了绿色的叶子，还有花色的衣裳了。
红木的大床，可以说明这对情侣的爱与眠；灰色的壁炉，可以说明他们的谈与笑；钢琴是女儿上学时才抬进来的；灯笼是给儿子过生日才买来的；为庆祝他们的银婚，开了特别大的晚会，也同时抬来这厚绒的沙发；为庆祝他们的金婚，人家送来这巨幅的油画，挂在墙上；为庆祝他们的钻石婚，才点缀上这雕花盒的收音机。
以后女儿像蝴蝶一样的飞去了。儿子又像小兔似的跑走了。燕子来了去了，叶子绿了红了。时光带走了逝者如斯的河水，也带走了沉屙不起的丈夫。
在镜光中，她很清楚地看到如雾的金发，渐渐变成了银色的了。如苹果似的面庞，渐渐变成不敢一视了。从楼梯上跑下的孩子，是叫妈咪，从门外走来的孩子叫起祖母来了。而逐渐，孩子的语声也消失了。
这是最幸福的人的一生，然而我却从她每条苍老的笑纹里看出人类整个的历史，地球上整个的故事来。
这个故事只能告诉我们无边的寂寞。人们似乎赢得了一切，又似乎一无所有。
草丛间的幼虫不断的涌到，废墟上的花朵不断的浮现，楼上孩子的哭声，一个跟着一个的到来，然而征不服这永世的寂寞。
人生中，即使是最得意的人们，有过英雄的叱咤，有过成功的殊荣，有过酒的醇香，有过色的甘美，而全像瞬时的烛光，摇曳在子夜的西风中，最终埋没在无垠的黑暗里。
一位哲人说的好，人类的声音是死板的铃声，而人间的面孔是书廊的肖像。每一个人，无例外的，在铃声中飘来，又在画廊中飘去。
我看不出有谁比这位老太太再幸福，但我也看不出有谁比这位老太太再寂寞。
同样的故事，同样的戏台，同样的演员，同样的观众，人类的滑稽戏在不惮其烦地一演再演。且听：“你永远爱我吗？”男的问。
“永远。”女的答。
但请问什么叫永远？
不仅戏中充满了这些不具意义的句子，而且有些不知所云的句子，用黑字印在白纸上。
东方的纸上说：古有三不朽。
西方的纸上说：不朽的杰作。
但请问。什么是不朽？
永远不朽的，只有风声、水声，与无涯的寂寞而已。
“你不要着凉。”老太太又敲我门了。
“谢谢你，我还没有睡，今夜我想多看些书。”
我翻开吴雨夫的《无家可回》，翻书面的声音，在这样静夜，清脆得像一颗石子投入湖中。
一九五七年十月一日于曼城
胡适拿四百元美金借陈之藩
民国四十一年胡适由美国回台湾演讲，陈之藩在新生报写一篇读者投书，建议胡先生要少应酬以保护肠胃，文章写得诚恳，胡适便找他见面。过去两人曾在北京见过，胡适一见陈之藩，便问：“你怎么还没走？”陈之藩诧异地问：“上哪儿去？”胡言：“上美国留学。”陈说：“我这么穷，怎么去？”胡适便拿四百元美金借给陈之藩。四十四年陈之藩到美国留学，两年内便把钱还清了。当时，胡适先生写信说：“我借出的钱，从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陈之藩后来回忆说：“我每读此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我感觉自己的污浊，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
在春风里 序
《在春风里》这本小书的后半是我听到胡适之先生突然在台北逝世的消息后所写的几篇纪念文字。时间是一九六二年，地点在美国密西西比河边的曼斐斯城。那年我在曼城做教授已五年了。这间大学是个教会学校，而我所教的是电机工程。至于这本小书的前半，则是胡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以前那五年的作品。第一篇是〈寂寞的画廊〉，是我在费城上了两年半学，暑假在纽约休息了三个月，之后去了曼城，在那个小大学开始教书的前夕所做的。
如果说《旅美小简》是在费城的散记，那么可以说《在春风里》是在曼城的。在此，为没有序的《在春风里》补一个序，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未写，而现在才补呢？因为从一九五五年我去美国到一九六○他到台湾，正是胡适之先生在纽约最是冷清、最无聊赖的岁月，我才可能有与他聊天、谈心、说短、道长的幸运。他是位多忙的人！这段期间之前，我在北平；之后，我在台北；各见过他一次。初次相会时间有十分钟，因贺麟要向校长商量学生的急事而打断；第二次谈话的时间也不到二十分钟，为副总统陈诚的造访而打断。两次合在一起不过半小时。在美国，尤其我也在纽约市的三个月，我常到胡寓闲谈，应以小时计了。所谈的天是天南地北，我所受之教常出我意外，零碎复杂得不易收拾。想补于序中，遂更使此事变为艰难。
让我回溯到半个世纪前的一九五七，我由费城到了纽约。在曼哈顿的西城租到一间房，因距哥伦比亚大学不远，刚放暑假，极易租到房住，我预备纯休息两三个月后再去南方的曼城。那个小大学到九月初才开学。找好了住处的当天，就去东城的八十一街去看适之先生了。
我在费城与他的通信中，他早知道我要去曼城，并且查了美国教育年鉴之类的书，知道那个小大学的情况，并且知道得相当详细。比如曼城是美国的第十九大城，有五十万人，那个小大学的电机系只有两个教授等。我一进门他就问：“之藩，你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念的是什么学位呢？有两年半了罢？”那两年半中，他总是为我担心。他不会不知我拿的是硕士学位，但是，他看到过那个小大学的聘函，不但是正教授，而且待遇几乎是读完了博h学位也不见得能拿到的薪给。旧的担心去了，又换上新的担心：我干得了吗？
我说：“是两年半才念了个硕士。过去两年中我每个星期日到费城的中国饭馆做一天工，挣约十七元，拿这十七元吃六天也够了。暑假在湖边做暑期工，可挣几百元，交学费也差不多了。星期日的一天工好像不算什么，由厨房到餐厅，由餐厅再到厨房，不是站，就是走，所以星期天回到学生宿舍，只是干瞪看眼睡不着。也不知道为什么失眠，后来才知道是在饭馆打工累的。
“我原以荀子所说的‘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的戡天志向来留学。哪知结果是成了孟子所说的‘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他听到这里哈哈大笑起来，转了个话题说：“杜克大学有回信没有？”因为我曾请他为我写一封推荐信给杜克大学申请奖学金继续念博士。我说：“没有。我穷成这样，想先教书去。就是有奖学金与入学许可，我也不去。”胡先生于是说起杜克大学的故事来。他继续微笑看说：“跟傅孟真可不能提杜克大学，杜克大学与英美烟草公司有很深的关系。五四以后，英美烟草公司送‘五大臣’出洋。所谓五大臣，就是傅斯年等五人。傅的出洋资助者既是英美烟草公司，他认为是他一生中之奇耻大辱，所以连提都不能提。”
我则说：“您所立事业很多，有的因治病而请人暂代，比如，到上海治病让顾颉刚暂代杂志的主持；又如，北大校长位子在胜利接收时，您答应做校长，但因病而尚未去，曾以傅斯年暂代。我看这些暂代常出问题。傅的勇敢够，而气度不够，接了北大代校长后好像先宣布北平的北大学生是伪学生，北大的教授为伪教授，于是许多伪学生与伪教授都到红军占领区去了。陈诚如不是见识不大，就是度量太小，他去东北接收，却把‘满洲国’的军人，称为伪军罢，也挤到共产党那里去了。连改编敌军的度量都没有，何况那并不是正面的敌军，是接收的顺军。为何这样没有度量？这不是国家的大臣与大将所应有的态度。我说这些事后聪明的话，您不会怪我罢。”
傅、陈都是适之先生很好的朋友，两个人也都能干，也都尊敬他。我就问他是不是因为一位是胃溃疡，一位是血压高的关系？他用左手摸着自己的右手的腕子让我看，并且说“瘦成这个样子”。好像是求我原谅他找人暂代的理由。我知道我说重了话，话出口也收不回来了。那天他送我到电梯口，电梯一关我就哭了。自己怪自己怎么可以这样粗暴，所对的还不是别人，是对软心肠的胡先生。
有一天，我的房东太太看到我从外边回来说：“有位胡先生给你打电话，他说的英文又礼貌又好听。他说你如五时前回来，就去他那里，他邀你去吃饭；如五时以后回来，就给他个电话。”我立时去了。不知为什么，那天胡先生想邀我去吃饭馆。我们一同散步去，过街时，等红灯，刚换灯时我先行。我知道胡先生绝对不让人在旁边搀他，我刚来时不知道，刚一搀扶他，他就用力甩开，那一甩带着怒气。所以过街时，我先行。他说：“不要太忙，有时卡车想煞车也煞不住，宁稍等。”那一天，回寓后他特别送我一大本《圣经》说：“你看看。”不远的从前，他送过我一本《丹诺自传》、《孟肯文集》等，不是无神论者，就是达尔文主义者。他这次又送我一本《圣经》。也没有说什么，大概是担心我到了教会大学会与人家斗口舌起冲突，而我对《圣经》太无知识。今日回想起来，我所去的那间大学现在已扩充为基督修士大学（Christian Brothers University）。前几年我在香港还看到一本小英文书，是甘地的孙子在那里做访问学者时写的，大概是宣传他祖父的不合作主义。
这都是最近的事。当年，我带着胡先生送我的《圣经》，初到那个小大学时，我才知道我落到另一种文化里。比如，校长教数学兼当工友。我有时找校长，校长正在搬砖铺路。他兴冲冲地对我说，草地上在学生走出痕迹的地方铺上圆的砖，他们就会走砖了。不然，他们就只走草地，踏得乱七八糟。比如，修士们不挣一文钱，出门的车费二毛五，也要向上级要，而把学生学费所收的钱，几乎全给了俗世的教席。我暗自惊讶，而绝对的由不信到不懂。他们是从不传教的，哪里有辩论宗教的可能。托马斯修士后来升到大教区当主管，管十几个中学、大学，常飞来飞去的。有一次在巴铁摩尔附近半空中两飞机相撞而死了。那时我已离开修士学院，另一修士驰函告诉我的。难道在半空中两飞机相撞，是他受苦了一辈子，与搬砖铺路当校长所应得的报偿？这类有关修士生活的后话，感动我们这些凡人尚在其次。
我在胡先生逝世了多少年后，还时常想起他说的中国的文化也有些优点，比方“淡薄的宗教”。所以，五四以后，国立的大学独没有神学院。我看到修士的苦修，常感觉惭愧得无地自容。我曾问这个修士，那个修士为什么一家兄弟姊妹七人都当神职。他立即说：“一棵树怎会生出不同的果子？”这是菲利普修士的话。也有半路出教的，再见面时，我始终不知如何称呼。比如乔治修士，他还俗，有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他自己总不好意思。我在阿冈实验所时常见到他，他总是老远就避开。我却因而想请教胡先生，可是他已逝世多年了。
话题说远。我们还是回到那年的暑假。有一次，适之先生郑重其事地问我：“之藩，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究竟是在说什么？”我说这不是张横渠的话吗？那天他郁郁不乐，只问我这四句话究竟是说什么？我无辞可答。他为什么比我还困惑呢？好像是同一天或第二天，他又问我：“之藩，你说，鹅湖之会他们讲什么话呢？朱子是什么地方的人，陆氏兄弟又是什么地方的人，言语不同啊！”我这倒有答案了。我说：“他们不说话，他们在开会之前作诗，会后还作诗。用作诗来表达思想、来沟通意见。律诗是不能废的，他们所作也不是白话诗，也很少方言入诗。”适之先生听我这类直话也听惯了。我有机会就说律诗的不可废，与作旧诗的并无怎么不可。诚然，作律诗不克表达新的事物或新的思想，但慢慢来，不一定不可以。为什么别的事都是一分一寸的努力，一点一滴的进步，而独不以这种渐近的态度对待旧诗？他真是生气，似乎是我在故意和他捣乱。他的著作中，我最不喜欢，可又很爱参考的即是《白话文学史》及《词选》。他为什么誓不作古诗呢？他的《尝试集》有多少首是套的词牌，这是我多少年后才知道的。
他因为着《白话文学史》入了迷，也就对白话变成了笃信，绝对不再有怀疑或商量的态度。有一次，他忽然对我说：“蒲松龄与纪晓岚都是北方人，所以都用文言写小说。”我真是不懂写小说用文言或白话与北方人有何关系。我也是北方人，纪是我们河北同乡，我就喜欢《阅微草堂笔记》；山东是我们邻省，我更喜欢《聊斋》。小说用文言，多简洁，有什么不好。我马上反驳说：“纪昀说，有其事，必有其理，惟人不解耳。”我不知为什么背出这么一句。于是又因此引出包不同所引纪昀批评《聊斋》的话：“《聊斋》有时仿唐人传奇，有时像六朝志怪，而每每过于细微，作者不是本人，何从知道那么细微的心事？”适之先生又心疼周氏兄弟了。我实在是安慰他说：“包不同在《阿Q正传》提起您，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提起您。前者是与您开玩笑，后者是正式接受您的《红楼梦考证》的结论。他想起您的次数不见得比您想起他的次数少，而且正式的笔之于书。您与周氏兄弟是知音。”适之先生说：“如包不同现在还活看，也会被杀的。”也许他说的是“被斗”的。我已忘了是哪个字了。胡先生的文学鉴赏与批评眼光，我是异常折服的。他因为喜欢周氏兄弟的创作，所以一提起他们来，就陷入沉思片刻的状态。我仍然说我的：“包不同的《中国小说史略》所用的文言，有多么简净，而您的《白话文学史》所用的白话，有多么自然。”那晚的谈话，有些使他不大愉快，但他总是送我到电梯口。
我在曼城已教了两年，参加了一个读书俱乐部，每月收到大概是从纽约寄来的、他们所选的两本书。有一个月寄来的两书：一是《亮于一千个太阳》，是“非小说”，及《齐瓦哥医生》。这两本书怎么全是令人不能释手的书。我大概看了几天，又找到原来装书的盒子，把两本书同时寄给在纽约的适之先生。他不久就给我回信说：“《亮于一千个太阳》真是太好了。”那是说二战前后科学研究的紧张局面，特别是物理方面双方的斗法。看适之先生的语气，那书使他兴奋不已。而《齐瓦哥医生》，他说：“看不下去。”但我觉得《齐瓦哥医生》是苏俄革命后最好的，唯一的一本。这本书拿起来也是令人放不下，是还未出版，即遭禁令的书。从第一页开始，有这样的句子：“‘是埋葬的谁？’‘齐瓦哥。’有人如此答。‘喔，是呀？’‘不是他，是她！他的妻子。’‘喔，还不是一样。’，怎么会有这种起法，能不看下去吗？”
这本书的与众不同处，它也写革命的激情，但也写激情的狂潮过后的低落；他也描人物的爱恋，但人物大都是不知所终。
我绝未想到的，是适之先生竟说：“看不下去。”我接信的当时，就想起他曾那么努力的反艾略特。艾略特的诗固然费解与难懂与不够通俗，艾略特的文学批评，并不是太费解啊。
以后，他去了台湾，自然又忙起来了。再接不到他的信了。却接到台大校长钱思亮替他写的信：“因忙或病，不能回信。”他把《亮于一千个太阳》带到台湾去让钱思亮看。钱在信里说，胡先生与他都鼓励我把该书译成中文。我那时是可以找出时间来译那本书的，但我未立即做，他就死了。我听到他的死讯后，真是哭着打自己的脑袋。后悔又有何用？我能力做得到的事，而竟不做，直到现在这本书也没有人译出来罢。
适之先生逝世近十年，一九七一年的十一月，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老童生的泪，流了一下午。我想：适之先生如仍活着，才八十一岁啊。我若告诉他：“硕士念了两年半，博士只念了一年半。”他是会比我自己还高兴的。
二○○五年六月十二日于香港
本文摘录自《在春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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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河倒影 - 勇者的声音 陈之藩
因为整天东喝茶、西喝茶的，一位朋友劝我去打一下防肺病的针。我并未在意，也未去打针。有一天，另一位朋友谈起凯因斯来，他说凯因斯小时的家就在打防肺病针的那座楼的斜对面。我立时就去打针了。其实是为看看凯因斯小时的家──剑桥，哈威路六号。谁不知道凯因斯呢？
如果沿着铁幕边缘把地球切成两半，那边可以叫做马克思的世界；那么这边呢，可以说是凯因斯的世界。[color=red]我们且听凯因斯如何批评马克思及他的信徒们：“我怎么能够接受一种教条，像本圣经似的，高高在上，不许批评！我怎么能够接受一个过了时、落了伍的经济教科书，那上面不仅科学上的错误，比比皆是；而且对近代世界根本应用不上！我怎么能够接受宁要泥沙，不要鱼，把粗野的劳动阶级提到知识阶级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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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说知识阶级有许多错误罢，但它终究是所有人类进步的播种人。又有人说了：我们需要一个宗教，但，我们在那红色书店的狂热垃圾中会能找到宗教？一个受过教育的，有点高尚情操的，有点知识程度的西欧人，到那里去发现理想是太难太难了。
[color=red]“我批评它，并不是为别的；只是因它对世界上究竟真正所发生的并没有抓到要领；我批评他，是因为它是这么一个尘封多年的蓝图，用一百年前一个人所说的话去解决五十年前社会上所发生的问题。”这是一九二五年凯因斯蜜月旅行到苏俄去，回英以后所发表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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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智者才有这样清澄如水的见解；而唯有勇者才有这样响彻云霄的声音。
而凯因斯确实是不折不扣剑桥所培养出来的人。凯因斯进剑桥时，是学数学的，是王家学院的学生。可是因为他喜欢三一学院的几位同学，更喜欢三一学院的老师莫尔，所以经常是在三一学院。而他又被选入这个社那个社的。
据小说家吴尔芙的丈夫讲，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于学生们能够辩论到午夜后三时而不休这种切磋教育上。凯因斯的父亲在剑桥主持行政多年，他又是古典逻辑专家；而凯因斯本人从小就爱数学，他的第一本著作即是“或然率论”。可是凯因斯的两位经济学老师，硬说凯因斯是经济学的人才，让他专攻经济学。当时的凯因斯既无此信心；凯因斯的父亲更无此看法。而他的经济学老师却肯定的说凯因斯是经济长才，把凯因斯毕业后当了两年公务员的伦敦生活中拉回到剑桥，由老师自掏腰包给凯因斯一年一百镑的奖助金，把他留在剑桥，让他深攻经济学。
第一次欧战告终，巴黎和会时，凯因斯当英国代表团的经济顾问。他看到协约国方面挤兑德国所作那些不可能达到的赔偿条约，中途辞职不干了。回英以后，写了一本书，评论对德国苛刻条款之不切实际，除了把德国再逼成疯外，不会收到任何效果。他的话不仅不幸而言中，而且那种赔偿条约实在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那时的凯因斯只有三十四、五岁。
他说：“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是既聋又瞎的吉诃德先生；而威尔逊的思想多是基于神学，而非知识。”在两次大战之间，他的名著相继问世，他虽未离开过王家学院，但在政府的经济决策上越来越重要。他说，邱吉尔是既天真，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而在邱翁左右的专家是一群笨瓜，邱翁则转而和颜求教。第二次大战的运筹战时经济政策，及战后的策划借款，使他积劳成疾以终，但他的学说，却远渡重洋，成了美国的经济方针，美国战后二十年的繁荣，很少人不归功于凯因斯的学说。直到现在，我们很难看到任何一条比较重要的经济新闻没有凯因斯的名字的。
冷静的训练所给他的那种冷静的头脑，看来有时是令人吃惊的。他不要人们过度强调经济问题，因为这是专家的事，正如人类不宜过度强调牙痛的事，因为那是牙医的事。我们既不能冒充牙医整天乱给人拔牙，更不能说把所有牙医拔掉，以便造成牙床的平等。我常常想：我们中国如果有个剑桥，如果出个凯因斯，也许生灵涂炭不至于到今天这步田地。
因为没有真正陶铸人才的地方，所以没有真正人才出现；因为没有澄明清晰的见解，所以没有刚毅果敢的决策与作为。由伦敦乘火车到剑桥车站，我如果散步回到住处，只过两条街，也不过十几分钟的路。路上先经过王家学院，是出凯因斯出弗斯特的地方；然后经过三一学院，是出牛顿出拜伦的地方；然后是基督学院，是出密尔顿出达尔文的地方。你看，是不是剑桥的出品与我们经常制造零件批发零件的学校所看到的出品有着基本上的不同？[color=red]那么，怎样才能办出一个剑桥来？校旁挖一条河？多买些茶壶茶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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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自掏腰包？学生辩到深夜？我有时感到困惑，有时又感到焦灼！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廿九日于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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